1961年2月10日，罗锦堂先生进行文学博士答辩，主试官是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那是近一个甲子之前的事了。

九十二岁高龄的罗先生仍记得那次考试的情形。考场内靠墙摆着七张桌椅，由左至右分别坐着李辰冬、苏雪林、梁实秋、胡适、台静农、戴君仁和郑骞七位评委。除苏雪林女士外，其他六位男士皆西装领带，鼻梁上都架着一副眼镜。评委身后的墙上挂着“博士学位论文考试试场”横幅，当中是国父孙中山的遗像。罗锦堂坐在评委们的对面，正对着中间的主考官胡适。

面对这般严肃场合，即便是舞台经验十足的梅兰芳，想必也会怯场心跳加速的，更何况他是一位考生呢？

倒是胡适先生那温和的微笑，缓和了不少场内的紧张气氛。他抿嘴微笑，真诚亲切，堪称“我的朋友”似的招牌微笑，没有居高临下的傲慢，也没有一本正经的冠冕堂皇。在这样和善的笑容鼓励下，罗锦堂从容回答着七位考评委员的轮番提问。

首先提问的是梁实秋。他抛出敏感问题：“胡先生提倡白话文，你为何用文言文来写论文？”言下之意，这不是与主考官唱反调么？罗锦堂镇定地回答：“我也喜欢白话文，只是这篇论文，已多达四十余万字，如用白话文写，恐怕要一百多万字。”胡适大度地笑笑，没有反对。

众所周知，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者。1917年1月，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作者是远在美国东岸哥伦比亚大学撰写博士论文的学子胡适。该文一举成为划时代的名篇，包括陆续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谈新诗》等在内，以及在出版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中，他大力宣扬白话文的好处和优点，号召人们摒弃繁复难懂的文言文，多用白话文交流和写作。他一反小说、戏剧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传统，认为《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属“文学正宗”，将民间通俗文化提升到和上层传统文化同等的地位上来。他的这些主张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以至掀起了史无前例的新文学运动，把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路向改变过来。新文化运动，使年仅二十七岁的胡适“暴得大名”。

罗锦堂博士论文口试现场。（右三为胡适，左三为梁实秋）

口试原本两小时，后来胡适要求延长一小时。事后，胡先生歉意地对罗氏说，“那天我是不是给你太多麻烦？”罗锦堂连忙说：“没有，没有。”当时胡先生提及到，《现存元人杂剧本事考》这个论文题目太大，无论谁也难把握。他认为写博士论文，题目不宜太大，应该要“小题大作”。为了主持这次考试，自称“门外汉”的胡先生，“临时抱佛脚”，从图书馆借来一大堆相关书籍，每晚阅读至两三点钟。说着，胡先生将旧作《再谈关汉卿的年代》以及《读曲小记》抄本，连同写着曲学问题的一摞卡片，送给罗锦堂留作纪念。这是胡适唯一一次主持博士候选人口试。翌年，他便溘然辞世了。

事实上，这场考试，体现了考生和评委两方面的专业水平。作为哲学专业出身的胡适，虽不精于此学，但并非他所谦说的“门外汉”，从早先发表的文章和他送给罗锦堂的《读曲小记》中可以看出，他有涉猎元曲。唐德刚在《胡适杂忆》里提到，有一天与胡先生聊天，胡公一发不可收拾，滔滔不绝地向这位忠实的听众谈了整晚宋元词曲的音韵，随口念出百十条例子，令这位沙发斜倚，手捧咖啡的学生顿感天花乱坠、落英缤纷，声称与胡先生一夕之谈，真是胜读十年书。

许多人恐怕不知道，胡适于1939年和1957年曾分别被瑞典地理学家、瑞典学院成员斯文·赫定和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根据诺贝尔奖官方资料库）。但胡适对此有他自己的看法：“如果他们因为我提倡文学革命有功而选举我，我不推辞；如果他们希望我因希翼奖金而让我翻译我自己的著作，我可没有那厚脸皮。我是不配称文学家的。”至于胡适被提名的前因后果，这里不多赘述。由此可见，胡适在学术方面的谦虚恭谨。这是胡先生做学问的态度。

胡适治学范围很广，按他自己的分类，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而文学只是他的“娱乐”。如此高超的“娱乐”水平，恐怕当今的“职业”文学博士也望尘莫及的。

诚然，胡适一生中最多的贡献，还是在他的“职业”范围内，在哲学和思想史方面著作等身。但是，罗先生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写了上卷，令人费解。胡公治学极为严谨，以他的学历、资历和求全的个性，怎会半途而废？何况上卷反响很好。研习佛经达五十年的罗先生进一步说，胡先生写下卷时涉及到佛教问题，就被卡住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向来是无神论者（准确地说是不可知论者），胡适也不例外，七年的西学教育，他深受其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影响，一辈子跟随其脚步，但在宗教信仰方面，他却是与一家三代笃信耶稣的恩师背道而驰。

胡适反对佛教，但不是盲目的反，他研究禅宗，且研究得很深。他在《菏泽大师神会传》一文中曾说过：中国禅，并不是来自印度的瑜伽（Yoga）或禅那（Dhyana），却是对瑜伽或禅那的一种革命。他肯定北宗神秀的“渐修”学说，而否定南宗惠能的“顿悟”。对于禅，胡适只是“参”而不“悟”。就像他研读《圣经》一样，他曾收集了各种中文版本的《圣经》，但他本人并非基督徒。1959年7月，胡适由台赴夏威夷，参加世界哲学大会，同时接受夏威夷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会上他与主持人，日本禅宗大师铃木大拙之间的辩论，成为会议焦点。胡适主张理性的禅，而铃木大拙倾向于感性。这两位私交很好的朋友，在禅宗研究方面，却从未达成共识。

的确，佛教太深太广，即使贡献一辈子的时间也不一定理得出个头绪来，胡适虽穷二三十年的功夫，也未将它琢磨透，然而他在佛学研究上的贡献有目共睹，他对禅学的看法，的确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正因为胡适的名气越大，他就越发小心，在佛教问题没有彻底弄清楚之前，他不敢动笔，这一拖就是一生，加上胡氏博学多才，兴趣又是多方面，案头研究待考的题目接二连三，《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成了他终身未完成作品。

胡适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儒雅学者，是个天生的“教书料”，平生以书本为乐。他的个性注定他不能从政，因为他崇尚自由，看不惯阿谀奉承，结党营私，言而无信，甚至胡作非为的官场上那一套。然而世事难料，“不要儿子，儿子来了”！

这个“儿子”即是政治。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看到了国际外交方面的重要性，决定任命在野名流学者胡适做驻美大使。正在欧洲访问的胡适，接到蒋介石委以重任的电报后，彻夜未眠。他懂得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但又不忍放弃他为学而不为政的素颜。经过几天的慎重思考后，他还是决定出征。在给妻子江冬秀的信中说道：我在这十几天遇见了一件“逼上梁山”的事。我知道你听了一定很不高兴……蒋先生来电，劝我做美国大使。我没有理由辞此事。我也明白这是征兵一样，不能逃的。我二十一年……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回来仍旧教我的书……

从政非胡适之长，纵使是那些正当的，应该的政治手腕，如外交使节，为着国家利益所需要的投机取巧的活动，亦非胡氏所长。在这那关键时刻，以钦差身份驻美的胡大使，却奔走在美国各地，“行万里路，讲百次演”，似乎很多的外交上重要的“庄稼”他丢下不做，而拼命去“捞鱼摸虾”做演讲。

毕竟胡适以学者出任大使，其作风与外交学的官僚们完全不同，因此，为部分人所不满，甚至连蒋介石也看不过去，以为他是“不务正业”。 对于外人的这种看法，胡适没有辩驳，但在他的日记中，剪贴了1940年10月31日《纽约时报》转述东京英文《日本时报》的评论。在该评论中说，日本人指责胡适以中华民国驻美大使身份在北美到处演讲，是刻意激起民众对日本的仇恨，美国在幕后支持胡适，必将美国引入与日本可怕的战争中。很显然，日本人认为，胡适的演讲已构成美、日关系的威胁。事实上，他不厌其烦的奔走演讲，并非“捞鱼摸虾”，其言论的确影响了美国高层对日问题的决策。

面对雄辩滔滔，人缘极佳的胡适大使，日本人如临大敌，他们却找不到一个与胡适旗鼓相当的对手。为了钳制胡适，便派出两位特使来与美国秘密谈判。起初，弥漫着浓重的孤立主义与和平主义情绪的美国，在美日关系上提出了临时协定草案：放松对日禁运，恢复有限制的与日通商，包括向日输出民用石油等。胡适得知该协定后极为震怒，认为这是以出卖中国向日本妥协，他向国务卿赫尔提出严正抗议，并立即求见罗斯福总统，同时敦请英国方面共同抗议。英国首相丘吉尔经过反复权衡，致电罗斯福：“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共同的危机。”

在瞬息万变的国际政治风云中，胡适把握了最关键的一刻，以至后来的局面大为扭转。就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头一天，胡适正在纽约参加援华活动。与胡适私交甚笃的罗斯福总统打来电话，约胡适到白宫相见。胡适因赶不回去，翌日一早入白宫，罗斯福开门见山地说：“胡适，那两个家伙（特使）来过了，我已拒绝了他们的建议，请你告诉蒋介石委员长，请他放心。可是太平洋战事随时可能爆发，可能在菲律宾及关岛一带。”

罗斯福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还是替中国着想？外人无法揣度，但他放弃了这个临时协定，无疑引火烧身。果然，胡适刚离开白宫回到使馆，罗斯福的电话便追过来了，对方用激愤得有些颤抖的声音说道：“胡适，Japs（日本人）对我们在珍珠港用海军空军一道开始攻击了。战事已经开始，请你打电报报告你本国政府。”胡适一听，预感暴风雨临近，珍珠港事件果真验证了他的预言。美国参战，世界战争格局将被打破，对中国来说，将有“翻身”的机会，那一刻，他如释重负。

回顾四年外交生涯，胡适认为，“我从不曾开口向美国要过一个钱，要过一枝枪，我只是把真实的事告诉人家，把真实的道理告诉人家。”这种做法虽然过于君子相，何曾不是高明的手段？一般人常以为外交不厌狡诈，狡诈几乎是天经地义的。其实在某些情形下坦诚相对，更能获取人心，胡适的外交策略便是一个好的范例。当获悉胡适辞职，罗斯福总统不甚惋惜，他称赞“胡大使是中国最能干、最忠实的公仆（public servant）”。如此高度的评价，为胡适这个“政治票友”的外交生涯，画上完美的句号。

事实上，胡适那位有德乏才的太太江冬秀，极不赞成胡适从政，只希望他一心为学。她对丈夫的个性了如指掌，对官场的现象心知肚明：“说真话政府不愿意听，说假话，你不会，也不能保全你的人格。”胡适感激地说：“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来不作这样想。”

还有什么比明大义识大理的女子更能赢得胡适的心呢？更何况，江冬秀还有许多外人不知的美德。

胡适的婚姻曾是几十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话的资料，一个提倡西学新思想的摩登洋博士，与乡下的小脚女人缔结连理，似乎并不般配。其实这都是外人的愚知浅见，鞋穿在脚上舒服与否，只有自己知道。学问的高低并不能作为衡量婚姻幸福的标尺。温柔贤惠，勤俭持家，体贴丈夫，心灵手巧，心地善良，这些美德江女士都具有；加上胡适的温文尔雅，对妻子相敬如宾，平等相待，全然没有夫权思想。这样的一对，连刻薄的张爱玲都不得不称赞：“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有人说，胡适与素未谋面，且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结婚，是一个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这是他一生的悲剧。这种说法有些偏颇，也对江冬秀不公平。胡适与江冬秀婚前从未谋面是真，但自订婚到结婚这十几年间，无论胡适身在国内，还是海外，他们鸿雁传书互赠照片，温火煲了十几年的情感之汤能说只是清水吗？谈了十几个春秋的恋爱，岂能说他们之间毫无感情？江氏为了成就他的学业，闺房苦候，13年的异地恋，到28岁方与胡适修成正果。现代女性有几人能做得到？难怪后来胡适说，于国家社会的问题我遵从西方，于家庭的问题我遵从东方。

自从订婚之后，江氏接受了未婚夫胡适提出的放足建议，且开始读书识字写信，到后来竟然能读《红楼梦》，尤着迷于金庸的武侠小说。出身望族的她不慕荣华富贵，仗义疏财，做事泼辣果敢，爱为人打抱不平，常常将胡适寄来的钱周济亲朋戚友。她不沾抽鸦片，不出入社交场合，只是搓几圈无伤大雅的麻将而已。她心细如发，对丈夫体贴入微。有一次身在美国的胡适从妻子邮寄来的衣服兜里，发现了象牙掏耳勺。她还在他的领带下端，缝了个小拉链，里面藏了五美元。告诉他，如果遇上劫匪，可以用这钱坐计程车回家。胡适四十大寿，朋友前来贺寿，胡夫人当面赠以金戒，上刻有“止酒”二字，钱玄同被推为“戒证人”。这都是她关心丈夫智慧的表现。婚前从未下过厨房的江氏，婚后竟然能烧得一手地道的徽州菜。

这位旧式妇女并不古板，却很有幽默感。胡适在北平时，每周日下午接见宾客；和尚、士兵、学生等无论什么人都可以不经预约前来请教，江冬秀笑称“胡适之做礼拜”。有一次叶公超来访，进门连说忘扎皮带了。胡夫人笑呵呵地说：“给你条麻绳吧。”她有句脍炙人口的名言：“适之造的房子，给活人住的地方少，给死人住的地方多。这些书，都是死人遗留下来的东西。”也就是这位被众人贬称“大字不识”的“小脚太太”，将那些“死人遗留下来的东西”一一作成目录，妥善保存，并将大量书籍、日记、书信、文稿历经艰难辗转运到美国。胡适去世后，她担起了整理胡适著作的重任。她自己曾用铅笔写过自传，唐德刚评道：“不善述文,稿子里也别字连篇,但是那是一篇最纯真、最可爱的朴素文学;也是一篇最值得宝贵的原始社会史料。”她虽称不上伟大，但是个当之无愧的“贤内助”。

胡适和赵元任一样，是有名的惧内，但他俩都“以此为荣”。胡适还煞有介事地写了男人版的“三从四德”：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他甚至收集各国关于“怕老婆”的文学故事、笑话和漫画来研究，发现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里，只有德国、日本和苏联三个国家没有“怕老婆”的故事。这番考据使他得出一个结论，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凡是没有这种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或集权的国家。

并非胡适软弱，这恰恰体现了他开明和绅士之气度。他很早即反对男尊女卑，提倡男女平等，他说到做到，也以此勉励周遭的人。1960年，罗锦堂先生在台湾迎娶报人曹先锟之女曹晓云女士时，胡适先生因会议无法抽身，故委托人前来，赠以框裱之墨宝，以贺婚礼，上面是他亲笔所写《墨子?鲁问》中的两句话： 

此书曾悬挂于罗府客厅中，朝夕相对，时时自勉。半个多世纪的婚姻生活中，有四十余年，罗先生对身体多病的妻子体贴入微，不离不弃，履行了这八个字。我对那八个字一知半解，尤其是“钩”字。罗先生解释说：“钩”和“揣”，原本是指战国时代楚、越两国在水上作战时的武器。但在这里，胡先生借此喻夫妇相处之道，意为夫妇之间，如不用“爱”来作“钩”的结合，便无感情可言；如不用“恭”来作“揣”，以稳定双方的情感的话，夫妻就会分离。所以，婚姻生活，既能交相“爱”，又能交相“恭”的话，才能长久，才不会因太过亲腻而生轻侮之举，以致伤害夫妻之间的和气。也就是说，夫妻相亲相爱，相敬如宾，才能白头到老，无睽离之患。

胡适曾为浦薛凤的侄子写过贺婚立轴，上书：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胡先生说：“久而敬之这句话，也可以做夫妇相处的格言。所谓敬，就是尊重。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尊重对方的人格。要能做到尊重对方的人格，才有永久的幸福。”

胡适夫妇育有二子一女，女儿五岁夭折。而自愿留在大陆的小儿子胡思杜，1957年被打成右派，不堪批斗而自杀身亡，年仅36岁。唯长子胡祖望结婚生子，使他在一辈子的学术生涯之外，享有一段天伦之乐。罗先生慨叹：“老子太有本事，儿子就难成器，没有培养起来。有人曾考问胡祖望，三十六行的第一行是什么，他答不出来。”这问题让笔者脸红，我也答不上来，即请教，罗老笑呵呵地说：一耕二读三打铁。我点头称是，在古代社会，还有哪一行能取代农耕，成为第一行呢？

1962年2月24日，胡适先生因心脏病突发，倒在“中央研究院”举行的酒会上，猝然而死。一代哲人，从此与世长辞。在公祭典礼当日，约三十万人来向胡适作最后的告别。蒋介石以白话做挽联，评价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远在香港大学教书的罗锦堂先生得知恩师去世，悲伤不已，他特别用白话作了一首悼念恩师的挽歌，将恩师胡适一生的成就与遗憾都概括进去了。

“胡适很有名。”罗先生说，“这是一个被灌输的概念，而胡适真正的学问、思想、为人和成就统统被这个概念遮掩，被时间简化，简化到只剩下‘有名’二字。更可悲的是，许多人连他的名气，也是道听途说来的。究竟什么使他成名，全然不知。对胡适先生有兴趣之人，应回过头去看看他的著作。”

胡适先生在文史哲各领域的学术贡献和影响，令人折服。作为一位思想的启蒙者，他将西方的民主、自由、科学等理念引入中国，终生秉持自由主义思想，以及“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斗士精神，尤其让人感到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