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舞:城市让诗怎么啦?
2019-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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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一下城市诗歌。我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个问题:城市让诗怎么啦?如果事态不是像现在这么严重,就不需要从理论的高度来讨论在城市里如何写诗。在城市里如何写诗?在我看来这和在乡村里写诗也很相似;其实,这和在中国写诗,在美国写诗,在家里写诗,在林子里写诗一样,到哪儿都是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写诗?都市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只是诗显现的场合不同而已。假如我们一方面把诗本身在认识上置于至高的位置,一方面又认为诗是要通过人之手显现于文本,它本身就存在于文本之外,只是在世界中,我们和它相遇。而我们如何与它相遇,我们怎么知道与它相遇了,这在哪里都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另外,所谓城市诗,应该是现代主义的别称,只有这样去定义,它才有意义。因为我们已经公认,诗无处不在;很可能是这种情况:诗本身没有危机,有危机的是人。现代主义诗歌产生于城市,产生于人对自身危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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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在临港国际艺术园区结束的第二届中国当代诗歌理论研讨会,把“城市诗”这一概念就提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高度。在事前的预告中是这样说的:


都市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诗歌的发展。文化(文明)意义上的城市,作为人生存背景的城市,对于诗歌究竟意味着什么?城市进入诗歌后,为诗歌的经验方式、审美方式、表达方式等带来了哪些新变化?进入21世纪至今,中国城市化进展持续加速,中国当代诗歌不断遭遇新课题和新挑战。

重解:现代诗歌在精神和艺术上与都市的关系

探讨:现代诗歌诗意重建的方案

思考:诗人以“异乡人”的身份在都市的生存和创作


我有幸参加了这个会议,按照主持人的要求,我先代表上海城市诗人社,介绍一下诗社40年。这部分内容证明我们沉浸在这个城市里已经很久了。当我们得知2016年6月,“萤火虫”微信公众号连续推出了“中国最好的十五位城市诗人”简介及其代表作,我们很惊讶其中“口语诗人”伊沙竟然居首。这种惊讶,首先产生于这样的联想,在中国大地上关于诗歌的命名是很容易落在一些人的头上的。近年专注于创意写作和城市诗研究的学者许道军,巧妙地接过这个判断,然后顺着这个思路逆推,将伊沙之前种种的“先锋”创作与“艺术行为”与现在“最好的城市诗人”身份连接起来,并假设伊沙所有的创作都是为成为一个“中国最优秀”的城市诗人而做准备……做了一篇大大的文章:《“绝杀”:〈饿死诗人〉与〈梅花,一首失败的抒情诗〉再解读》,上海的《城市诗人》把这篇文章发了。海纳百川的上海人似乎可以满有信心的告诉人们:所有关于城市诗歌的疑难问题,你们都可以到伊沙等十五个人的诗歌里去寻找答案,因为他们是一群“最好的城市诗人”。这个现象非常有趣,如果哪一天,中国突然发现城市化过度了,需要返回乡村,那时候很可能会提出一个如何写好“现代乡村诗”的问题,那么一些诗人又会立马变成“最好的现代乡村诗人代表”了,前提是他们的诗,体量足够大,就完全有可能。

在那次会上,我提交的稿子第二部分,说的是我个人最近的思考。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说了三句话。到会的诗人评论家王家新看过我的稿子,开玩笑地说铁舞今天从城市诗人变成了“农夫”。他还说,城市诗人应首推铁舞。“首推”的提法我当然是可以当“补药”吃一吃的,因为我一直在城市里写诗,写的是城市。不过,现在已经有了“中国最好的十五位城市诗人”,“首推”除非有“重建”的意思,否则就没有一点价值。即使“首推”被人承认,但也无法证明是否真的是“首推”,就像我们无法证明宇宙的第一推动力究竟在哪里一样,最后也只落得一点自嘲而已。“农夫”的说法,倒是让我有点惊醒了:因为我提交稿子的第二部分内容,似乎离我自己定义的“城市诗是现代主义的别称”远了一点;或者说西方意义上的“现代主义”在我这里需要重新界定,也许真的需要加上一点“农夫”意识,才是我们需要的“现代主义”,不妨看看我的发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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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想法可能本身就出自对城市诗写作的进一步反思。随着城市化的进展,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诗?它在哪里?

我也不想过于深刻地谈论关于城市诗的一些形而上的问题,我想换一个角度谈谈生活里我感觉到的美好东西,它们虽然微弱,但很可能是属于诗歌的。我想证明城市物质的逼迫是存在的,其实我们只要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都会处于某种逼迫中,诗就是被“逼”出来的,诗因人的发现而显现。

如果我们相信康德的话:“人是世界最后的目的。”那么,诗最后目的也是人。今天,如果你稍稍留意一下周围,就会发现:最好的诗不是写在纸上;真正的诗是人为实现自己的美好,而存在于人的行为里的。

这个道理可能有人还不太明白,我来举一些实例。

最近乘地铁,在九号线的车厢里,每一个拉手上都有一首诗。古今中外的许多好诗进入了地铁车厢,一个教师让她的学生们去车厢里抄写那些名诗。比如:叶芝的《当我老了》,回到教室里再结合课文冰心的《谈生命》,进行一场人生意义的讨论,还开展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诗歌朗诵会。诗歌进地铁,只是一种仪式,我们这个城市诗歌/文学的仪式越来越多,官方的,民间的,各种讨论会,朗诵会,每年的市民诗歌节,还有国际诗歌节等等,人们在消费诗歌仪式,但这不是诗本身。这个女教师的教学行为让我看到了一种诗的美。没有哪一首纸上的诗比这个教学行为更美。

在同普路建筑工地的围墙上,我读到好几首关于中国梦的诗,看似简单,也称不上艺术诗,但它是属于克罗齐说的那种民间诗,直率,单一,是建筑工人的墙头诗。恰好那天我走过时,看到一个奶奶抱着自己的小孙子,走在前面的儿媳,突然仰头朝对过马路的上空“哎”了一声,还说“叫什么呀!”我十分好奇,问前面的奶奶:“她在跟谁说话呀?”“喏,我孙子他爸在那吊塔上,他眼睛尖,看到我们了。”我想,这个场景多么美好,那云塔好高好高,那云塔上的工人眼睛好尖好尖,这媳妇的耳朵也好灵好灵啊!这不也是一首诗吗?我们在生活里突然发现一种事物和事物之间的美的关系,它最终表现在人身上,它似乎比写在墙头上的中国梦的诗更美好。那一刻我感动了,我一直想把这首诗写出来,但写不出来。

还有一件我亲身经历的小事。有一次,我应华师大对外汉语学院丽娃诗社的一位“丽娃”女孩之约,去万体馆看一个中华文化博览会,走出地铁口,正在寻找我要等的人,一转身,发现她已在我身边站着了。这瞬间的惊喜,让我获得了一种美好的诗意,后来我果真写了一首《地铁口纪念》的小诗:


鱼 涌入

     涌出

游……

感动的鳃

      哗——

      花一样兴奋

约好了我们去一个地方

猛一回首

你已站在我身边

哦,上帝安排的


一一

株棵

馨橡

菊树


丽娃女孩问我,你为什么写这首诗。我只是笑了笑,没回答。生活里有些美的瞬间,犹如几何题中某条暗线,需要你去发现,不然你就不能证明诗意的存在。

现在美的力量很单薄,许多诗被观念占据了,我不止一次在不同场合提过这个问题。许多时候,我们情理不平衡,敏感于灰色地带,缺失对明亮部分的发现,或只是平庸的歌唱,没有美妙而自然的亲近;在我个人的写作中,最危险的诗随时出现,最高妙的诗没有。在这里举我自己写的一首诗为例:



大树


今早看到一棵树

怎么长得比楼还高!是不是疯了?


你回答我:

在牛山

被山林拱卫的山顶

此刻正在积雪

还说,途中

天空广大,不提倡方向

鸟雀渐渐失去

自己的心


我这里不是牛山

我看到一棵属于牛山的树

我施了魔力让它发疯

它让我看到它根系和树梢之间的高度

我蹲下的一刻它直抵天空


这时没有鸟飞过

可惜了消息树的灵通

它的奋发有点徒劳

后来

一只飞机飞过

想象你会醉死在天空

无中生有

这半分钟  惊恐


我站起身

树低下来了 也许

它能看到我疯狂



这首写给一位90后朋友的诗,我不认为是美的,我内心里有恐慌,不平静。相比之下,地铁口那样的诗,我认为比较好,但正如已故诗人评论家陈超所说的,纯粹“美”“好”的诗没有出路;这首《大树》就不是纯粹“美”“好”的。现实中,有比我写得更不纯粹“美”“好”的,我们经常读到,那是龇牙咧嘴的喊叫和狼奔豕突的逃逸,或者是隐隐作痛的文字痉挛;至于那些不痛不痒的华丽修辞的抚摸,和没有意义的老掉牙的造句,更不值一提了。真正的天籁,真正的精心制作却又顺乎自然的歌唱,我们实在太需要了。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现在全世界的诗都存在这个问题,诚如钱谷融先生说的20世纪的现代文学他不喜欢,现在是21世纪了,先生倘若在的话,他仍然会说这个话。人们深刻了,会思想了,但美没有了;人们通过写诗求真求善,但不求艺术之美(也无法求得),就像啤酒没有了气。其结果,不是诗的“诗”变成了诗。所以,比起看重文本来,今天,我更看重诗的行为。

一些诗人一直在努力。上海的女诗人徐芳出版了一本《日历诗》,日历代表时间,时间是生活的载体,按着时间的次序写诗,把诗写在日历上,称日历诗;把诗和日历合在一起制作成日历,就成为诗日历。这日历上的诗,全是诗人对生活的感悟,读徐芳的诗,就是读一片有诗意的生活,日历让每一天都诗意绽放。曾有一个青年人把他喜爱的诗,折成纸船悄悄放在人家的窗台上,我也曾把自己的诗集放在公园里的椅子上,看着有人把诗集带走,心里一阵喜悦。于此我也看到了诗的位置。

在这个城市,诗人的活动很多。且不说上海图书馆每年四季都要举办诗歌朗诵会,座位都坐得满满的,也不说上海作家协会那个爱神雕像前的小礼堂,不知举行过多少次诗歌朗诵会和研讨会,单说那旁边的一个咖啡馆,曾几何时,上海城市诗人社的诗友每月15日晚上,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来到这里,AA制着讨论交流诗歌写作。之前他们是在浦东的一个“第三空间”活动,后来那地方被开发商拿走了,就转移到这里;他们称之为“月半活动”。曾几何时,他们又从此地移到别处去了,只是直到今天,我知道他们仍在活动。

还有很多很多,也许是你从来没听说过的诗歌活动,仪式感不强,却是值得珍视的。因为这些活动不曾公开报道过,冷不丁被你撞上了,算你有福气。我就碰到过一次。在世纪公园的草地上,一些人在那里朗诵诗歌,还有人在拍照。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个交通协管员,他也爱诗,还在田子坊组织过一次诗歌闪读;有一个从新疆来的自由职业者(社工),他发起了一个“亲近自然诗社”,作为上海城市诗人社的一部分,在我们这座城市里号召大家“为大自然写诗”。我觉得这个口号很了不起。

我们还常常听说诗的小众和大众化的争议,以及边缘化的说法。这种边缘化的说法也有道理。但我理解的边缘和通常人们说的边缘有别。我参加过一次十分边缘的听诗会。我惊异,怎么会来到他们中间的,这个夜,在我心里是那样的星光灿烂,胜过我以前参加过的任何一次大型诗会;我一生中很少有机会和这些来自各个学校的男生、女生聚在一起,我在他们中间,可算是一个“老者”了。这是他们自己组织的一次名为“听诗会”的沙龙活动。多么美好!他们像鸟一样从城市的不同角落飞来,那样轻盈,混杂着各种颜色的衣裙,像一群麻雀,不,说是夜蝙蝠或许更确切些;在我听了他们的朗读之后,更觉得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夜莺。那一刻,栖息在这座城市一座24层大厦屋顶上的一间屋子里,我只感到有一种难得的特别的气息,说是青春吧,肯定是的,于我而言,感觉到的是馥郁的花的气息,一丝奢华的气息。关于这一点,也许只有我这样的人才会体验到——一个失落太多,仍成天沉浸在诗意理想里的人。这些弟弟妹妹们——我权且这样称呼他们,因为我比他们大得多——长大了,走出学校多年,汇聚在一起仍然像一群学生,这就是我说的难得的特别之处。我非常喜欢这座大厦给这间小屋所处位置的命名——北塔,一种莫名其妙的喜欢。屋子的主人把这层无法出售的楼面盘了下来,别致巧妙的布置成一个艺术沙龙。没有几个小凳子,大家都坐在地板上,我靠一个角落坐着,听主持人报着我的名字。在众目注视下,我扬了扬手,像在大街上招一辆出租车,夸张地显示我还有点未尽消逝的青春的动感。灯光有点暗,艺术墙上的画有点模糊,因此而有点暧昧,我听到一个男生开始朗读了,他读的竟是我的诗:“在岁末的晨曦中,天空里有一颗孤照的星……”

这么说来,我们这个城市还是有诗意的。问题是我们在讨论和关注改革开放中的文学和人生的时候,在关注城市和诗歌、诗人的关系的时候,关于城市和城市诗这样的词显得这么突出,有时候,又为何还有点令人不安?

当我们在这里高谈阔论关于城市诗的时候,关于这座城市诗意的发生和美好,无不与人的自然性有关。我期望中的好诗,可能不是在几首所谓的代表“城市诗”里面,而是更广泛地在被人们忽略的钢筋水泥墙的隙缝里面,在时尚衣裳的褶皱里面。当海平面上升,地球上一些城市有可能被海水淹没的时候,当人为制造周期破坏自然周期,鸡鸭鱼肉变成流水线生产,现代人每天在吃“毒”中进化的时候——这种时候,我们尽管有越来越多的文学/诗歌的仪式,诗又应该如何向大自然致敬呢?我们考虑过吗?我们能写出多少亲近自然的诗呢?照例诗应该是这个城市里的空气,它是流动的,它应该是音乐性的,目前有的还是散板。海已不是原来的样子,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我们的诗歌会变得越来越好吗?曾经的好诗会在什么情景下备受赞扬,又会在什么情景下被人遗忘。不要说城市诗,500年后,新诗的压卷诗会是哪一首?说到城市诗,我就会想到惠特曼在一百多年前歌唱的:



我在梦里梦见一个地球上别的一切

力量所不能击倒的城;

我梦见那新的属于朋友们的城;

那儿,没有东西比雄健的爱的素质

   更伟大了——它领导着别的;

它,可以时时刻刻从那城中的人们

   的行动上被看出来,

并且可以在他们的一切容貌和言词

  上被看出来。


我们今天,2018年,就缺少1860年惠特曼那样的歌声。

一百五十年前惠特曼在梦里梦见的依然是我今天梦见的:

有一个孩子向前走去,将来的诗人呵,我歌唱一个人的“自己”,还有,给一个普通妓女……


              

这里的“农夫”意识,就是人本身的生态意识,正是当下的城市诗应该关照的。乡巴佬守着河水看,想看它是否流得干。我可能也是一个“乡巴佬”。因为“人是目的”这种观点,不可能是普遍必然有效的。


4


在本文结束的时候,我愿意引用一下和我一同在场的上海大学杨剑龙教授的一首诗——《城市是什么》:



城市,是故乡的砖、瓦与栋梁——农民工

城市,是夹道欢迎欢送的景观——官员

城市,是用青春换取价值的夜晚——妓女

城市,是人来人往灯红酒绿的迷惘——学生

城市,是以车轮辗出的日常生活——出租车司机

城市,是逃避城管的街头市场——无执照小贩

城市,是垃圾成堆永远扫不净的场所——清洁工

城市,是性病流行与泛滥的魔窟——性病医生

城市,是宠物之间亲热招呼而主人之间十分冷漠的街头——遛狗者

城市,是废气排放污物生产之处——环保员

城市,是小偷显示功力驰骋偷技的天地——小偷

城市,是坑蒙拐骗的黄金之地——骗子

城市,是精神病批量生产的恐怖之地——心理医生



我想以此证明:城市是人的思维活动的外显,也是一个生命体,一个复杂的生命体。我们与城市相遇,即是与世界相遇,诗在世界里。和宗教乞灵于建筑师去建筑宏伟的教堂一样,建筑师用电光乐器去庄严它的内部,诗人写诗,用字和词语建筑,用节奏和音调去庄严它的内部,它受启于一个叫“诗”的存在;诗本身这个存在之所以乞灵于人,还因为人本身需要精神。


(转自《文学自由谈》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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