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临之:文学的存在与存在的文学
2019-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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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学越来越脱离大众,我们却如此喧嚣,与寂静越来越远的时候,我想起2014年面对的一份采访。在那份冗长的文字采访稿里,其中的一个问题是:作为青年写作者,你为什么写作?当时,我说起了一个例子,作为南方乡下一个天真的孩子,我曾经痴迷于飞驰的列车,多么想看清楚火车里的人们,他们在干什么,在想什么,借此来慢慢展开自己的文学想象。那时,我只不过十四五岁,却由此开启了艰难的文学梦想之旅。

那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铁路上还是绿皮火车的年代。在农村,那是一个人人像树一样固守着家乡的年代。现在,我们离开了乡村,成为中国上亿的流动人口里的一员,却还是没有改变事实:我们走到了三十岁的年轮,依旧像树一样。我想说的是,这树眼睁睁地看着世界,如果从上世纪90年代末算起,时间还没有完全走完二十年,我们却像一棵讨巧的树、沧桑的树,像一个油滑的官吏一样,都老了。或者显得老了。老得世故,老得速朽:从身心到肉体,从结构到思维,我们这些年轻的作家们,80后的作家们,正在快速地走向老龄化。至于童年时期的绿皮火车,现在看来,更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童话。

青年作家从骨子里蜕变,变得如此庸俗、油滑、世故,几乎接近于旧时代对地主商绅的负面评价,天啊,作家们变坏了。因此,有一件严肃的事情诞生了,逼得我们得去认真思考:这样的文学或者小说,它还有良心吗?

我们的杂志刊发了大量的小说,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涉及到真善美,事实上,了解文学生态的人都承认,如果按照书法的标准来看,几乎所有的作者都变成了六体皆能的“万精油”。我们无奈地发现,生活在名利场里,作为一种来源于人际交往的艺术,表演是必要的;但在这里,表演成为文学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在各个层次的文学人物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表现。于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词,“敏感”置换成了“影帝”。对于文学,我们需要表演才能吗?时代的文学到底应该怎么办?

我们的作者,年轻的作者在焦躁的气氛中,变得越来越不能沉默了,这与社会的潮流相互关联。现在的小说,需要在凶狠和尖锐下去刺痛人心,而且,希望小说只是一把锋利的匕首,而不是其它。

因此,这里不禁要问,文学还存在吗?显然,“文学的存在”成为我们的文学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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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作家面临的生态和情绪,是这篇小文的基调。在这里,我要谈谈关系到文学的另一个词语:话语权。

这可以称得上是文学领域的一个敏感词。如果关心话语权,那就和社会乃至权力有关了。例如小说,我们很明显地看到小说的读者历史上一直在扩大。小说在中国远古时期阅读人数趋于零,唐代的知识分子创作了传奇故事,能阅读到它的,大概只有作者本人以及他周边很少的一批知识分子。但是到了七八百年之后的明代,小说阅读的人数增加了。还有,比如欧洲的中世纪时代,我们能够相信文学的存在很少,但是到了19世纪的托尔斯泰时代,小说阅读成为一种主流的充满幻想的生活方式,发生在冬天、雪后、列车里,阅读小说同时成为读者身份的象征。现代以来,阅读小说的人数增加到前所未有程度,小说的阅读量空前绝后,这得益于全球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以及全球文盲的降低。但是,小说的存在感,也就是文学在社会上的存在感却在严重削弱,这是为什么?

这关系到两种层面上的话语权:文学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以及写作者在文学中的地位。小说像19世纪一样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但是被谈论的频率大大减少,这方面证明人们的生活更加庸俗,以至于根本不需要本来就出自于庸俗的小说来装点门面了(相比诗歌),而且,电影、喜剧、明星、绯闻、政治、经济等等都可以取代它的地位,文学尴尬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这导致两种情况发生:一者,市面上充斥太多毫无意义的麻木的“文学”,另则,掩藏了那些等待挖掘的卓越的作家和作品。

另一方面,创造者在文学中的地位。“圈子”、“文坛”,这些词汇应运而生,在我们的作家中,这些词看起来应该与文学毫无关系,但是,中国历史上历来都存在这个问题,现在只是重新回到我们身旁,经过“大佬”、“文阀”的组织,油光粉面,招摇过市,大放异彩。这证明文学本来就有社会的阶级性一面:在“文学的存在”里,文学划分为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我们所说的文学更大程度上是指精英文学,但是,“文学的存在”的阶段,在精英文学的创作中,所指精英很可能是与文学无关的社会精英。我们的时代,多数人是不能挪动的“树”的时代,文学的精英很容易理解是哪些人,也很容易理解精英的所作所为,以及精英对于阶级的固守,这和社会形态的变化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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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谈到了上面两方面的文学生态,作为当今的文学生态,构成了后发达国家的文学形态。文学,从全球来看,可以划分为“文学的存在”与“存在的文学”,前一种可以称为后发达国家的文学,另一种则是发达国家的文学。我们的文学与小说,属于哪一种文学,不言而喻。

回想起来,我们的文学之路有过美好、幻想以及值得怀念的时代,也就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时期文学,很多人称它为文学的黄金时代。这段时间属于50后与60后的作家,文学的前辈们向我们津津乐道地谈论,他们营造了一种记忆:上世纪80年代,当年对于文学的朝圣中,为狂欢的年轻人开放,也为落伍者也就是更老的作家开放。那种夹杂着唾沫和热情的文字狂欢,文学的思维都是开放式的,他们聚集在小饭馆,就着泡馍、老酒,谈论时脏话连篇,唾沫横飞。在农民和青年的文学中,以为这样的场景唾手可得:萨特和波伏娃在咖啡馆里谈论小说和写作小说,总之,咖啡馆会很快了,小饭馆马上会换成咖啡馆;当然,那时我们也惊讶于在贝克特的沉默表演中,创造我们的后现代作品。

但是,这样的时间过得很快,还没超过十年的时间,“存在的文学”就消失了,后来者没能够延续下去。我们的时代,萨特还在,贝克特还在,后现代的思维还在,甚至著名作家还在,但是,我们的文学越来越成为小众行为,作家之间沟通成为困难,阅读小说成为困难,而且,文学形态的僵尸式倾向表现出来了:没有大众再沉迷,也没有真正的精英狂热地加入行列。显然,这更像是一个虚幻的想象。而且,倘若从根本上来说的话,其实,我们从来没有自由地获得过这样的场景。今天,我们的生活水平确实达到了每天可以喝咖啡的层次,但是我们的作家坐在一起时,谈论的是什么?已经不再是文学,所谓的作家们,欢聚一团,讨论的很可能是热门化的圈子、新闻、颜色笑话,乃至虚拟的杀人游戏。

虚拟生活。一个关于想象的词,大概就是我们唯一剩下的“存在的文学”,我们的文学只剩下一点还称得正面的标签,说起来真是悲哀!因此,文学的传说成了想象,文学长者对于自己的业绩津津乐道,在文学教科书的排位里活着,因此,在我们中国这种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伦理纲常里,文学与小说根本谈不上胜利,最常用的词倒是“轮回”,在残酷的“生死疲劳”中,倘若要诞生一部情感性质的“纯真博物馆”,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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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帕慕克在哈佛大学著名的诺顿讲座做了六场讲演,他以德国诗人席勒的论文《天真的和忧伤的诗人》为题,谈及了“天真的和忧伤的小说家”,引申到讨论两种小说家的模式,有学生问他,最好的小说家是什么样子的,他说,理想状态是:小说家同时既是天真的,也是感伤的。

纯真的文学好像真的不存在了,这是令人感伤的,当然,“感伤”,在要刻意追求“喜大普奔”的时候,也成为现在的作家和编辑越来越不喜欢的一个词。在作家已经丢失了良心的情况下,这提供了我们一个严肃问题:在“轮回”的文学里,到底将走到哪样一个阶段?我们的小说,到底应该往哪里走?青年的文学应该往哪里走?技术、生活对于我们,没有丝毫困难,情怀对于我们,没有丝毫阻碍,放大一点到比写作更占有权重的人生中,作家到底该怎么办?青年作家应该怎么去做?至少,看起来不应像是虚伪的表演,成为后现代的“天真的和忧伤的”小说家。这里远远不止于说文学了。可以用当下中国流行的黑色幽默打圆场。

因此,“文学的存在”本来不是一个问题,现在却成为了一个重要话题。在帕慕克的记叙中,这种事情在土耳其一样发生着,因此,这是在艰难的层面去讨论文学,这让文学要想成为真文学而必定受到惩罚,有点像西西弗神话里的巨人,他推着正义的石头却在受到“轮回”的惩罚,这也是吻合“存在的文学”中一种普遍模式,换种话说,我们的作家在走加缪式的孤独。

如果说,做一个纯真的小说家,假使要脱离文字和复杂的社交场合,在生活中只能承受压力,保持清醒和距离。值得庆幸的是,好在民众已经自诩社会多元化了,对于孤独的方式选择,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方式,当然,它有被惩罚的代价,只是现在成为了一种隐形惩罚:经济热潮时代,更多地是被称为“逃避现实的人”。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也可以玩一下黑色幽默:作家既然逃避眼前的现实,倘若能去青色的荒原看看,去陌生的田野和城镇里走一走,该多好!即使置身“文学的存在”环境中,文学与小说脱离不了铁箍般的话语权,但还是有其轻盈、灵性和自在,有时间去参加一下公益活动,认认真真地去研究什么才是真实的小说;对于80后的青年作家而言,你哪怕变成一条自由的鱼,该多好!

(转自《文学自由谈》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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