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华鹏:写作那点事儿
2019-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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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伦才子王尔德说,文学分两种:一种是好的文学,一种是糟的文学,仅此而已。这是一个漂亮的说法,它如一记有力的勾拳,砸碎了我们谈论文学时所冒出来的林林总总、没完没了的话语泡沫,让我们对文学的思考迅速回到文学本身。

至于何为好的文学?何为糟的文学?王尔德没有回答。当然,这是一个无法用一两句话回答并且也无标准答案的问题。这是每一个有追求的写作者只能用写作来回答的问题,也是每一本文学刊物的编者只能用每一期刊物来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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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地亦有一地之文学。从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到元曲明清小说,再到今天的现代小说、网络玄幻,文学随时代而变迁;从西北的苍凉辽阔到湘楚的浪漫炽烈,再到京味、海派的人情世态,文学因地域烙上个性。仅就八闽之地来说,各地文学也呈现出不同特质来,比如闽南、闽东的侨乡海味;比如闽西、闽北的客家山野气息,这种细微变化将文学变得丰富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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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万事万物的变化一样,文学的写作和阅读也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胡适先生在百年前说:“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语气铿锵。当然,今日的网络中国,也在“造”着自己的文学。只不过这不是个人意志,而是事物的运行规律,是势不可挡的潮流。

问题是,当文学与智能网络相遇,文学将发生化学反应,还是物理反应?也许二者兼有,也许做出结论还为时尚早。不争的事实是:文学的传播和阅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得迅捷,变得随时随地;青春文学和通俗文学在网络世界里被无限放大,成为资本的附庸,成为人们质疑严肃文学的“拳头”。

但是文学的本质有变化吗?没有,它的山巅依然闪耀着高贵的精神光芒。我们依然在寻找和发现承载着精神光芒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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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虚构与生活的现实似乎总处于某种紧张关系之中。这种紧张一方面来自于“高”“低”之争:流行的观点认为文学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但有作家认为文学与生活平起平坐甚至低于生活;另一方面来自于“真”“假”之辨:有人认为文学虚构的“仿真”生活远不及现实生活“真实”,也有人认为文学的“精神真实”超越现实“一地鸡毛般”的“虚假”。

无论这种紧张关系来自哪里,不可否认,虚构与现实的拉锯战所形成的写作价值观,拓展了文学的丰富性和可能性,文学因此而风声水起。在资讯遍地的今天,有美英作家主张抗拒小说的“虚构性”,认为作为小说基础的“虚构”完全是可疑的,甚至是不必要的,“世界已经存在了,为什么要重新创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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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读者,有普通读者和理想读者之别吗?有人认为没有,理由是一切读者都是普通读者,不把自己当普通读者的读者不是理想读者。有人认为有,这种人多为作家、学者或评论家,首先他们把自己当做区别于普通读者的理想读者——那种深谙文学之秘密、深明文学之大义的读者。

任何一个问题都有针锋相对的答案,普通读者和理想读者存在与否,取决你站立的角度。不可否认,每个作家心中总是若有若无地藏着“自己的读者”:有人欣赏普通读者,比如伍尔夫,她认为“是为了个人的兴趣而阅读,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他人的见解”,这才是阅读的本质;有人为理想读者而写作,比如博尔赫斯,他不认为他的书卖得多是好事,他说“作品是给人思考的”,这类读者只能是经过文学训练的理想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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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全世界最丰富的东西,不是其他而是资讯。资讯似海,横无际涯,吞吐一切。我们依赖资讯,享受资讯,但又为资讯所困所累。如何渡资讯之海既赏景观色又不迷失自我,成了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毫无疑问,资讯阅读成为了最广泛的阅读,占去了我们阅读时间的百分之八九十,资讯阅读是一种浅阅读,过眼云烟而已,要过脑走心有些难。读那么多,收获却很少,这是许多人的感受,原因是我们吝啬我们深度阅读的时间。文学阅读属于深度阅读,或称专业阅读,是真正能过脑走心的阅读。我以为,挤出更多时间来做文学阅读,是应对资讯泛滥的有效武器:因为文学是故事是寓言,可以让你消遣而忘记时间;文学是情感是记忆,可以让你感动而多情;文学是思考是存在,可以让你认识自己认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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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一个作家被阅读也时时数据化。比方网传王小波在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的基础阅读数据为:文章数4137、阅读数2600万、评论数3.3万、收藏数12万、分享数19万。数据还显示王小波最受关注的作品、语录,关注用户的地域、年龄等等。一个作家和他作品的传播信息、读者的数量和偏好以及评论信息无不一目了然。

我们曾经爱问:读者在哪里?作家名气几何?如今不用问别人了,去问那些大数据吧,它可以精确到个位数。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这些数据不仅仅是数据,它正在篡改我们对阅读者、评论者的传统定义,正在篡改作家被接受和传播的途径,随之而来的是,专业评论家这一行当是否正在消失?作家的“出人头地”是否变得更为苛刻?被大数据主宰的文学世界是否完全向读者“低头”?一切都在变,一切都必须变。而我们这些传统刊物,这些传统作家该如何去拥抱大数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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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这是诗人海子在名为《九月》的诗中写下的句子。诗歌让人遥想远方,以及关于远方的一切。

近来文学界有个热词叫“讲好中国故事”。何为中国故事?我们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中国故事,每个中国作家都认为自己写的就是中国故事。但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于“故事”前的限定词“中国”时,我们发现“中国故事”四个字背后蕴含的潜台词:不是美国故事,也不是欧洲故事,是中国故事,面向全世界、全人类讲述。理解“中国故事”意味着写作视野的宽阔和写作价值观的转变。有中国元素、中国符号而没有走入人内心的故事只能算作表面化的中国故事;有中国人物、中国事件而没有抵达某种精神高度的故事,只能算作粗糙的中国故事。真正的中国故事,是中国人的精神故事,将回答我们为自己、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什么生活样本和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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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有句话被广泛引用,他说:“如果有人告诉我,我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用它来毫无问题地断定一种我认为是正确的对一切社会问题的看法,那么,这样的小说我还用不了两个小时的劳动。但如果告诉我,现在的孩子们二十年后还要读我所写的东西,他们还要为它哭,为它笑,而且热爱生活,那么,我就要为这样的小说献出我整个一生和全部力量。”

面对今日的文学现实,重温托翁这句话,不免生出些许慨叹:真理之言所闪耀的光芒从未因时间流逝而暗淡。试想一想,我们每年面世三四千部长篇小说,有多少只是如托翁所说的那类对“社会问题的看法”的生硬小说,而非“二十年后”读者还“为它哭,为它笑,而且热爱生活”的具有审美价值的作品;有多少小说只是花去了作者“两个小时的劳动”,而非“整个一生和全部力量”。网络文学的狂飙突进似乎打乱了我们的阵脚,疯狂的码字速度、超长的叙述文本以及彼此复制的故事让我们妄谈“十年磨一剑”,妄谈“为后世写作”。此时此刻我们有必要重温大师的箴言,提醒我们:具有长久审美价值的小说,要小说家献出“整个一生和全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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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古典小说里,当一段故事终了或者需要转移叙述时,作者便会跳出来,说“如今且不消细说”、“不在话下”、“暂且别无话说”、“并无别样新文趣事可记”等等之类的交代语。这类“多余的话”常见于故事繁复和人物众多的章回小说里,它有两个作用,一是提示读者“我要转移叙述了”;二是暗示上面的内容不值得再写下去了。

究竟什么不值得写?什么值得写?这是小说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它是小说的价值观,是作家是否值得尊敬的理由。人类江湖,浩浩荡荡;生命起落,荣辱万千;家长里短,爱恨情仇,一切皆绵绵不绝矣。无论每天有多少起伏跌宕的故事上演,有多少五花八门的生活经验诞生,不是所有的经历和生活都值得写成小说。可以肯定的是,那些无效信息、浅薄见识、虚假现实、虚伪强调等一切不足以征服读者内心的都不值得去写。有什么值得去写呢?大师福克纳一语道破:“在我的工作室里,除了心底古老的真理之外,任何东西都不值得去写。没有这古老的普遍真理,任何小说都只能昙花一现,不会成功;这些真理就是爱、荣誉、怜悯、自尊、同情与牺牲等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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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当代文学作品是否会成为经典?这个充满变数、如谜语一样难猜的问题,在前段时间却成为一个热闹的话题:当代文学如何“经典化”?似乎评论家更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是发现问题并且喜欢制定文学标准的专业读者。探讨见仁见智,有人认为我们的当代文学已经有了自己的经典;有人认为说经典为时尚早,应该交给时间去裁判。

我们以为,一部作品是否会成为经典,是由时间和一代一代读者决定的。作品经典化是一个漫长的、变化的过程,时间总在提醒我们,当年很火,已被视作经典的作品,三十、五十年后就无人问津了。与其急功近利地去猜测谁将成为经典,不如踏实地去研究解读作品的价值。对作家来说,经典化是一种诱惑,谁不想写出经典来呢,但是想没用,不断地耗去心血去写才是正道。沈从文先生说:“努力于新的经典的产生,必须把整个生命放上去。”向经典致敬的写作,是值得倡导的写作,因为经典的精神光芒早已穿越漫长时光,早已照耀过无数读者的内心世界。致敬经典实质上是致敬时间和读者,站在经典肩膀上的写作,方能创造新的经典。新经典是有谱系来源的,卡尔维诺说:“一部经典作品是一部早于其他经典作品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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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文学无法回避和绕行的新时代:科技正在打造我们的新生活——足不出户或远行千里均可自行选择,工作和生活系于网络,自媒体时代正在替代报纸电视时代,信息的发达和畅通让人们成为无所不知的“上帝”;新生活正在塑造我们全新的观念和复杂的内心世界,有些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新的时空感觉悄然建立;丰富的社会情态和复杂的内心世界正在呼唤新的强劲的文学表达。

一句话,文学如何面对新时代、面对当下?一些成功的写作或许留给我们某些启示。一、切入当下的角度宜小不宜大,集中于一个人的灵魂或者表达一个人对一件事的看法,从小道开始往往会走出一条宽阔的照见整个时代的大道来,因为当下太庞大太复杂,一个作家从大处开始总是难以把握。二、小角度切入,但需从高处、大处着眼来处理。所谓的“高处”“大处”是一种整体审视,一种思想洞察,一种文学态度,写作既是对社会的直面和理解,也是对社会的干预和影响。评论家李建军说:“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大问题,就是勇气和正义感的普遍缺失。”面对新时代,文学应重建勇气和正义感的书写。三、寻找准确生动的语言和强有力的形式来搭建面对当下的文学大厦。   


(《文学自由谈》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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