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文学和我们的世界
2019-03-01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

来到河北,我有一种使命感,就像一个住在山沟里的穷亲戚,受了委托,来到平原上,看望有了大发展的富亲戚。说亲戚远了,该说是同宗的族人。河北人一说起自己的根,就是山西洪洞大槐树,这么说,河北人也就是山西人。你们富了,不能忘了六七百年来,替你们看守着祖先土地的同宗的族人。人要念旧,不能一说起自己家族源远流长,就把山西拉过来,而一说起自己多么文明,多么有文化,又把山西推过去。

要纠正一个观念,听讲座,不能只管对与错,还要看有意思没意思。错了当然不妥,对了也得看有没有意思,没意思,对的也不值得。先打个预防针,别等我辛辛苦苦讲完了,问你们怎么样,说是对着哩。这岂不等于一个姑娘跟一个小伙子处了几个月,什么事都做了,要分手了问感觉,说是跟邻居老王家姑娘一样。

文学是很难讲的,空口说,怎么也说不清。次数多了,摸索出个窍门,就是说个故事,让大家去体会。今天我想说的故事,是张籍的《节妇吟》。

张籍是唐代诗人。《节妇吟》这首诗有本事,但我们不说本事,只说字面上的意思。说的是,有个有钱的年轻人(或许不年轻了,但还是有爱的需求),见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或许不太年轻,但是气质甚好,让人看了会有想法),就备了两颗珍贵的珠子,带穗儿的,涎着脸给了这个女人,还说了几句表白爱意的话,很是动情。这女人呢,接过来,撩起自己的红棉袄,系了里面,等于是系在丝腰带上,这才拍拍衣襟说道: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这是个有意味的故事。其起因或许是恶意的,甚至是挑逗性的,极有可能发展为谩骂,厮打,惊动官府,但是因为这个女子得体的处置,得体的言辞,末后成为一个美好的、充满人情味的两性佳话。可以这样说,优秀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人性在低层面上发生冲突,在高层面上达成和谐与解决。像这个故事里,起初只是性爱,是美貌的吸引,最后是理性的认知,成了千百年来多少女人一个永恒的喟叹。

什么叫文学?这就叫文学,人性在低层次上的矛盾,在高层次上达成了和谐与解决。

这就要说到我们的革命文学,多少年来,最大的一个失着便是,人性在低层次上的矛盾,用更低的方式来解决,有时甚至是人性在高层次上的矛盾,也用更低的方式来解决。举个例子,就知道我们的文学是怎么走过来的,又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天这个境地的——

好几年前,应王莎女士之邀,我和老伴去四川玩了几天,去了青城山、峨嵋山,还去了江湾镇,参观了郭沫若的故居。去这些地方,用的都是王莎自己的车。王莎是四川老作家艾芜的儿媳,也是四川省澳门贵宾会的干部。后来,2013年,王莎张罗,要给艾芜出本评论集,寄来两本艾芜的书,让我看。这两本书,一本是新版的《南行记》,收录作品比旧版要多,一本是作为“中国现代中篇小说藏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一个女人的悲剧》。这两本书提供的作品,可以说是艾芜的精品。我看了,问王莎,一定要说好吗?我当时打定的主意是,王莎要是说一定要说好,我就是再难受,也要堆起笑脸,酝酿起高涨的情绪,写一篇真诚的颂扬文章。为文几十年,好文章不会写,胡说八道的文章,也不会写吗?再说,这叫报恩,报王莎女士接待我们好几天的恩。跟我的破文章相比,人家付出的太多了。没想到的是,王莎说,只要你写,写什么都行。她当然知道,我只会是有所批评,不会是肆意谩骂;我这个人是有毛病,还不会有那么大的毛病。既是这样,很轻松就写成了,叫《艾芜笔下的坏人形象》。

写于1935年的《瞎子客店》,写于1939年的《芭蕉谷》,都有坏人。比如《瞎子客店》写到的瞎子的初恋情人,原是一大户人家的丫环,因男主人喜爱,被女主人忌恨而虐待,是狠毒了些,但仍在人性的范畴。到了1949年的《一个女人的悲剧》,就不同了,仍是四川底层妇女,苦难重重,只好跳崖了事。周四嫂丈夫被抓了壮丁,租种的苞谷眼看就成熟了,为了救出丈夫,只好忍痛卖掉。找做烧酒的魏福林,魏压价;不情愿又去找收粮的商贩,也不行。地主陈家驼子指点,说她丈夫说不定会逃回来。她抱了病重的儿子去看望,丈夫正被以逃兵的名义枪决。赶回家,地里的苞谷又被地主陈家驼子抢收去了,抢收的理由仅是,怕周四嫂将苞谷卖了,他的租子落了空。整个作品里,除了看病的老中医少收了诊费外,所有有钱有势的人,像是事先通了气,联起手来要将这母子三人活活逼死。儿子死了,女儿就在眼前,周四嫂竟牵着女儿的手,跳下了高崖。末后一句话是:“跟他(死了的丈夫或儿子)一道去算了,这鬼世道。”

过去作者在小说里,写到地主,称之为粮户、财主,这篇小说里,直接称地主,比如:“四乡来的地主,都喜欢进来喝一碗。”甚至出现了“剥削”这样的词汇,比如:“周四嫂知道哀求也没办法,只好到张大兴茶铺,去接受魏福林那一份可怕的剥削了。”

我最后的结论是:在一个剧烈变革的历史时期,看一个作家对坏人的处理,最能见出一个作家对艺术的态度。一般而论,凡按照当政者的意图设置作品中的坏人形象的,对艺术的态度会弱一些。道理在于,好人都差不了多少,坏人却可以千差万别。再就是,坏人身上,最容易注入政治的观念,也最容易作漫画式的处理。

必须说明,我不反对政治宣传型的文学创作。我的主张是,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怕是政治宣传性的作品,还要说艺术水平如何的高,似乎越是政治宣传性的作品,艺术水平反而越高。仍说这个小说。前面的找做酒的,找粮食贩子,甚至丈夫因逃跑被枪毙,都只能说是磨难,不至于置周四嫂于死地。逼死周四嫂的,或者说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地主陈家驼子,他怕她将苞谷卖了救急而交不上应交的租子,就给抢收了。佃户的留成与交出的租子,向来是有比例的,不会因为预知周四嫂有灾难,年初就定成全部苞谷是租子,那么陈家驼子就欠着周四嫂租子以外的苞谷即佃户的留成,知道她反正是个死,干脆就不给她了。再就是,陈家驼子这样的地主,在正常年景会不会将佃户收成悉数抢去?若过去不抢,何以今年偏要抢?地主狠心,就是要把佃户逼死——对,佃户都死了,地主岂不成了自耕农?

再用我们方才达成的共识——人性在低层次上的矛盾,在人性的高层次上达成和谐与解决——套一下。以上逼死周四嫂的几桩事,做烧酒的是小气,粮食贩子是压价,枪毙逃兵暂不论,陈家驼子是贪财的黑心,可说都是人性在低层次上的展现,与周四嫂的冲突,也只能说是人性在低层次上的冲突。作者是怎样解决的呢?是扩大仇恨,加强仇恨,用了以死相抗的办法。毫无疑问,作者这样写,是要宣传阶级斗争的理念,图解农村阶级压迫的现实,以激起人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

《一个女人的悲剧》只是一个很普遍的例子。其时不过是解放初期,合作化运动还没来,还不能算多么的极端。放大了看,近几十年出的长篇小说,不管是《林海雪原》《红旗谱》,还是《青春之歌》《创业史》,都可作如是观。战争题材的,斗争题材的,就不说了,且说柳青的《创业史》。

这部小说,几乎拔了鼎革后写运动小说的头筹。我在“文革”中间,就看过“文革”前出的第一部;“文革”后柳青死了,看了第二部(不厚的一本)。起初我对它很是敬佩。在农村教书,反正没什么事,用个本子,给它作了结构分析。我给起了个名字,叫“叠压式结构”,就是后一章的一部分故事,叠压在前一章的某个位置上,一章压一章,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对它的语言的“格色”处,更是拍案叫绝。比如某二流子和改霞相跟着去赶集,就用了“不屈不挠”这么个好词儿。这类词,通常都用在正面人物身上,柳青用在二流子身上,竟也活灵活现。这是过去的看法,现在我不这么看了。我认为,整部作品是失败的,“创业史”三字,第一部占了个“创”字,还是乱世,能放开写世相,有各色人等支撑,也还热热闹闹。第二部以后,要写那个“业”了,即合作社成立与发展,各项政策都要一一展现(图说),神仙也无处下手,就难以为继了,写了多少年,死后才整理出薄薄的一本。“业”没写成,体现“史”的第三部,也就无从着手。就是第一部里,英雄人物“高大全”不说,反面人物也全是污名化的,脸谱化的。富农姚士杰,反对合作化没做成什么事,就让他去做奸污堂外甥媳妇这样的龌龊事,这跟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用男女关系糟蹋人恰是一个路数。见了昔日长工,想拉拢(为他降低成分),书中说:“姚士杰根本不能理解高增福精神上的高贵……”过后高增福“就把下雪天早晨发生的事情,一根一板告诉了土改工作组同志和农会主席郭振山了”。这种生硬的叙述,哪有一点文学的意味可言?若用我说的“人性低层次上的矛盾,在高层次上达成和谐与解决”的标准看,只能说是一部概念化的粗俗的作品。

对柳青看法的改变,甚至让我想过,我们的文学史,应当叫革命文学史,不能说是中国文学史的现当代部分。准确的叫法,应是现当代革命文学史。

说到这里,不能不说一下我近年来的生活状况。退休前后,一度还想重起炉灶做点学问,比如研究某一朝代的历史,或者是写一部历史人物的传记。病了一场之后,想开了,什么都放弃了。真像韩愈在《祭十二郎文》里说的:“当求数顷之田于伊颍之上,以待余年,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田是买不起的,我说的是这样一种落寞的心情。具体表现在,一是爱写毛笔字,一是有爱看线装书。写毛笔字,主要是写小字,用小楷笔写信札。有时打了电话,办了事,还要再写一封信寄过去。看书,过去是看有用的书,现在是看感觉好的书。什么书感觉好呢?线装书的感觉最好。这样的看,这样的写,说是消遣,总也忘怀不了的,是对眼下文学状况的思考。什么都做不成样子,想一想也很好嘛。

解放初期的作家,有受政治鼓动的一面,也有出自虔诚的一面。为什么每经过一个大的运动,涌现出的作家,总是多了应和而少了虔诚呢?怕不全是作家的思想出了问题,急于献真诚,表忠心。会不会与使用的书写工具也有关系?解放后的作家,除了个别老作家(据说李劼人写《大波》仍是用毛笔),大多是用钢笔写作。生产容易了,出品就粗糙了。各种奖项名目繁多,获奖如囊中探物,也该是个原因。电脑写作普遍化,更是江河日下,不可收拾。有一天整理书柜,翻出《鲁迅手稿选辑四编》,拿在手上闲看,瞅着那敦厚娟秀的小行书字,由不得想到鲁迅早年说过的一句话:“手中的这支笔也真怪,拈起来就能写出文章来。”(大意)立马就觉得,只有这样的工具,这样的心态,才能写出高品质的文学作品。

说了艾芜的事,说了柳青的事,由不得想起一个更有名的作家。

2015年秋天,天津的《文学自由谈》召开一次颁奖会,我去了。领过奖后,又参观天津的特色建筑。记得去了梁启超的饮冰室,去了庆王府,还去了曹禺的故居,一座精致的小洋楼,同时也是曹禺纪念馆。《文学自由谈》的主编任芙康先生跟馆长某先生是朋友,安排在这儿的会议室休息并举行简单的座谈。

我这人很浅薄,爱胡乱表现。人家并没安排我发言,我见停顿下来,就自个说开了。我说,曹禺先生是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重要作家,有才华,但并非没有可訾议之处。他的《雷雨》,无论主题,还是表现方式,明显受外国古典戏剧的影响。发表一年后,李健吾就写文章指出:“容我乱问上一句,作者隐隐中有没有受两出戏的暗示?”随即指出这两出希腊古典戏剧的名字。此中关键之处是,曹禺从南开转到清华,跟钱钟书一个班。而李健吾也是清华西洋文学系出来的,比曹禺高一年级,曹转学过来时,李已毕业留校,给系主任王文显先生当助教。可以说,曹上过什么课,看过什么书,李是清清楚楚的。不料这样客气的质疑,竟惹恼了曹禺,在《雷雨》序里,予以痛斥,说他只是他自己,“不能窥探这些大师的艰深,犹如黑夜中的甲虫想象不来白昼的明朗”

不说这些了,我要说的是曹禺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跟他在新文学史上的排名。

凡上过大学中文系的,没上过大学看书多的,都该记得一个顺口溜,这个顺口溜,把曹禺和跟他同样声名显赫的几个作家的地位,说了个清清爽爽。这个顺口溜是这样说的:鲁郭茅,巴老曹。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清清楚楚。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定谳吗?过去我是承认的,现在我不这么看了。我认为这样的排名,他们作品的艺术性,只占半数的分量,另一半的分量,是他们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在文化战线上的贡献。且听我一一说来。鲁迅的地位不用说了,鲁迅是文化旗手,一直带领着文化新军向着国民党反动派做着最顽强最勇敢的冲击,他的骨头是最硬的。郭沫若北伐时是政治部的副主任,抗战时是第三厅的厅长,直接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茅盾是早期的中共党员,大革命时期已是党的重要干部,建国后出任文化部长。巴金一直是进步青年心中的偶像,也是党在文化战线重要的同盟者。老舍抗战期间,是党领导的文协的实际负责人。曹禺从青年时期起,就是党在文学战线重要的组织者。可以这样说,这个排名是革命成功后,论功行赏,给的政治与名声的双重待遇。

要强调的是,对于这样的排名,这样的地位确立,我一点也不反对,反而十二分的赞同。我要说的是,我们要尊重事实,要讲道理。革命业绩和文学成就,一定要分开计量,不能因为革命有功,就说他的文学成就也高,相反,对某些作家,不能因为他没有显赫的革命功绩,即便文学成就甚高,也漠然视之,不予承认。我的看法是,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要混淆在一起,到后来谁也弄不清楚,这样的排名是依什么标准来的。我甚至想过,对有革命功绩的作家,待遇应当再高点。至于文学史嘛,就按我一开始说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要孱杂一点非文学的因素。打个比方,像我这样的作家,在当代文学史上排列,本该排在一千名上,你不能说老韩怪可怜的,给他排在第九百九十九名吧。一分的可怜,都是对文学史的亵渎。这道理,就跟女性文学史里,不应当羼杂进一个男作家,是一样的道理。当然,革命作家的文学成就,也不能因为他们是革命作家而有丝毫的减损。

我不知道,我的这一番说辞,能不能撼动诸位既有的文学史见识,透进一点灵性的光芒?

该说说读书的意义了。我在网上看到河北省图书馆的馆训,八个字:守正启智,修学求是。我觉得这八个字,足可以说明读书对人生的意义。只是我斟酌了一下,前一句的词序有点小小的不妥。启智与守正,应当调过来。启智守正,修学求是——这样两个短语,才是结构相同,词性对称。从逻辑顺序上说,也是先求智,才能守正。已经守正了,还求什么智。不能把智仅仅理解为知识,正,是真正的智,智了才能守正。我再补充一下,读书对人生的意义,应当是启智、明理、怡情、守正。这样说,就更全面了。怡情,也是非常重要的。过去人们不愿意说怡情,那样读书的乐趣就少了许多。少了乐趣的事情,硬叫人去做,是不道德的。

时间不多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话题,简单说几句,就是中国的长篇小说,有自己的写作技巧与文体特色。《金瓶梅》——《红楼梦》——《绿野仙踪》——《儿女英雄传》,一路下来,才是中国旧小说的传承线索。在这上头,谁也想不到的是,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胡适先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30年前后,上海亚东图书馆(实为出版社)的老板汪原放,是安徽绩溪人,要出几部旧的世情小说,已经断了句,请老乡胡适作序。胡适自己写了几本的,计有《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徐志摩写了《醒世姻缘传》的。近年来,我对旧小说起了兴味,先后看了《儿女英雄传》和《绿野仙踪》,也有一些个人的思考。主要有两点,一是明代以来,长篇小说(说部)才有了私人著述,且多是大文人的呈才之作,发愤之作。二是明清两代的旧小说,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邪思淫喻,呈才使性。从《金瓶梅》到《儿女英雄传》一路下来,莫不如此。在这上头,钱钟书的《围城》,与其说是借鉴了西洋小说的写法,不如说是借鉴了中国旧小说的写法,邪思淫喻,呈才使性,淋漓尽致。

最后,送大家两条联语,一条是多少年前想下的,常写了送人:“勤勉是我们的本分,成功乃意外的惊喜。”一条是这几天想下的:“尽职就是担当,幸福就是成功。”

(本文系作者2018年5月5日在河北省图书馆冀图讲坛的演讲)


(转自《文学自由谈》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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