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芬:当文学幽默起来
2019-03-01

我始终相信一种说辞:你强烈追寻向往的,恰是你不具备的。长久悻悻于自己的木讷呆板,就格外关注自己对面的幽默俏皮。也正如此,遇到机智风趣的人,我总要投去敬慕的眼神。

当然,从生活的幽默来到文学的幽默,还有一个桥梁。我关注幽默文学,竟缘自一个近年来红透北美的美籍华人——北美崔哥。那个矮胖敦实的家伙,经常穿一件大花或格子上衣,戴一顶滑稽的帽子,举手投足间的怪诞和幽默就让人把他记住了。当初我关注他,仅仅因为网上热传的一篇文章《各国抑郁症,到中国就好》。偏巧那段时间,我处于人生的低谷,“疑似”抑郁,当我读了那篇文章,竟没心没肺地笑得前仰后合,一旁的家人看到我如此开怀,说我这举动一点也不像以往的淑雅。我也没管那么多,很快就网购了北美崔哥的书《中国人来了》,还关注了他的微信公号。


不说我的“疑似”,先上几段崔哥的“段子”——


记者问崔哥哪年出国?崔哥答:我1988年8月28日离开故乡去了加拿大,后来觉得加拿大人民太安分守己,生活一点儿不刺激,三个月后就去了美国,因为那儿至少能听到枪声,更像纯资本主义社会


《各国抑郁症,到中国就好》——

社会越文明,人类越抑郁。

今天,高度文明的美国正掀起全民抑郁症的新高潮。

抑郁症就是觉得活着没劲,生活不刺激,不挑战,比方说开车没有机会堵车了,到十字路口大家拼命礼让,一年都没机会按个喇叭。上了地铁人和人离得特远,根本品尝不到人挤人的乐趣。人们见了面都假惺惺地笑,骂人的丰富词汇基本用不上了。厕所丝毫没有臭味儿,就跟饭菜没有香味儿一样。什么时候抬头看天全都一个色儿-----蓝的,人生变得平庸,重复,枯燥。

为了治疗抑郁症这种富贵病,美国医生开始号召病人到中国去,因为所有抑郁症,到中国就好。

到了中国会怎么样?崔哥采访的一位美国“四百斤先生”如是说——

“崔哥,我一回美国就抑郁,一来中国就全好。我一下飞机,必须立刻去北京地铁,兴奋地跟着一望无际的人流,一小步一小步地从二号线走进一号线。往前看黑压压一片,往后看如麦浪滚滚的人脑袋。北京人从来不抱怨,因为有微信,多慢多挤都不着急。

“这种人气是我在美国感受不到的,它让我出汗,让我有机会接触其他人类的肢体,让我终于闻到人的味道,体会到一种群体和归属感。这会儿就是天塌了我也不怕,因为要死大家一块死。我不再孤单。不再抑郁。


够了,引用太多似有偷懒之嫌。那段时间我每当“想不开”就疯狂读崔哥,笑上一阵,生活继续。

拈花微笑,飞叶却不伤人。近些年,相比那些让人哭得稀里哗啦的催泪作品,我更愿意拥抱让我开怀的文字。如果一个男人具备了勇气、良知和智慧,无疑他是优秀杰出的,可是在我眼里仍然缺少一样——幽默。幽默一定聪明,聪明却不一定幽默。没有幽默感的人就像大提琴少了一根弦,影响演奏效果。因为,趣的深处,必定是智。

随着年龄增长,我越来越不喜欢那些华丽柔糜之作。后来一想,我虽曾“疑似”,却一直没能把抑郁坐实,理应归结于我的幽默阅读——毛姆就算一个。

当初开掘出毛姆的幽默时,非常惭愧地让哈代作了替身鬼。有那么一天突然明白,长久以来,原来我经常下意识地比较着毛姆与哈代。无论哈代的小说还是诗歌,忧郁和悲剧是固定主题,沉重是绕不过的。面对同样的沉重,毛姆侍弄的文学主题也并非莺莺燕燕,文字却轻灵、俏皮许多,时不时来点冷幽默,让人忍俊不禁。

比如,毛姆与哈代同时面对“厌世”的表达。毛姆曾在不同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一块“波斯地毯”,《人生的枷锁》里菲利浦的好友克朗肖送给他一条波斯地毯,并告诉他这条地毯可以揭示人生的奥秘。这几乎成为毛姆的厌世宣言。他坦言自己喜欢一个个的人,而不怎么喜欢一群人,借主人公菲利普说出“人生毫无意义,我们所有的经历,不过是提供这张地毯格局的线条和色彩”;“人类并不比任何其他生物高级一点,人的出现并不是造物的顶点,不过是自然对环境做出的反应罢了”。至今我已读过七本毛姆传记,有一点鲜明印象:毛姆很难被取悦!他甚至刻薄得有点过分:“如果要在一个荒岛上待一个月,和一个兽医在一起的日子要比和一位首相好打发得多。”

——怎么样?是不是举重若轻!

同样对人生意义的探讨,哈代是这样处理的。在《苔丝》里的牛奶场,苔丝遇见深爱她的老板学徒克莱尔,夏日夜晚的星空下,二人有这样的对话:


“苔丝,你怎么就这样躲开了?”他说,“你害怕吗?”

“哦,不,先生……我不害怕户外的东西,特别是眼下,苹果花四处飞舞,万物一片青翠。”

“那你害怕室内的东西啦?”

“嗯——是的,先生。”

“怕什么呢?”

“我也说不上来。”

“怕牛奶变酸?”

“不是。”

“怕活在世上?”

“是的,先生。”

“啊——我也是的,常常害怕。活在世上真叫人进退两难,可不是闹着玩的,你不这样觉得吗?”


“怕活在世上”,太精彩了!世上所有活人的弯弯曲曲都被他这么几个字给解决掉了。就像张家界景区黄龙洞里那根定海神针,有一种从宇宙俯瞰人间的气势。

可是,若跟毛姆相比,一下子暴露了“底牌”,让人肩上顿时多了一份“生命之重”。虽也深刻,也尖锐,也辛辣,也饱满,但同时,也很——沉重。当我们背负着N座大山负重前行的时候,沉重当不是首选,相反我们需要一种媒介稀释这种沉重。看看毛姆怎么做的?他用一条“波斯地毯”,使“生命意义”这么隆重的“意义”一下子轻盈地飞上天,从“重”中生发一种小鸟翅膀一样的“生命之轻”,一下子就让人如释重负,即使正在鲜血淋漓,还能在泪水中破啼为笑。

再看二人笔下的两个小细节。《苔丝》里,暴雨过后,雨水阻挡了四个女孩去往教堂的道路,克莱尔一个个把她们抱过去,当然他的“醉翁之意”只在第四个,当他最后抱起苔丝,小声说:“三个利亚,讨得一个拉结。”(典出《圣经》,雅各为了娶意中人拉结为妻,必须先娶拉结的姐姐利亚)。醉美中的男欢女爱,却有了沉凝和辛酸的意味,甜蜜和欢笑也有了阴影,特别是此处因有宗教的附着,无意中令人凝重、端持起来。

类似的桥段,来到毛姆笔下,《克拉多克夫人》,他借用莱伊小姐之口,“邪恶的贝基·夏普要比愚钝的阿米莉亚好上一万倍”(二者皆为《名利场》中的人物)。书中的格格弗小姐是“最好性情、最慷慨的人之一,是自制和无私的奇葩;但是,能从她那儿得到乐趣的人,只可能是个十足的疯子”“她是个亲切仁慈的人,在教区做了无数善事,但她真的太乏味了,只适合出现在天堂”……

这一下子让人轻松起来,继而会心一笑。毛姆骂着人,俏敏,机锋,尖刻毒舌,我们却无法恨他、厌他。

从这个意义上讲,毛姆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出于这个“有趣”的设置。有趣,成为毛姆对人取舍的钻石标准,于是,这个角度下的毛姆就成为幽默大师。有的作家可能只有语言幽默,情节逊之;有的则只是情节取胜,而语言平平。毛姆的幽默则是贯穿了语言和情节。纵使小人物,也在毛姆眼里极为“有趣”。《月亮与六便士》就是一例。书中的一个小人物,蒂阿瑞的第一个丈夫约翰生经常把她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她却不恨他,从不提“家暴”。约翰生先生的价值是在她嫁给第二任丈夫乔治时才被凸显。漂亮笔挺的乔治,与约翰生正相反,从来没喝醉过,也从来没动过她一手指头,彬彬有礼,甚至,眼睁睁地看着蒂阿瑞与每一条进港的高级船员谈情说爱,乔治却视若无睹……最后导致蒂阿瑞“腻歪”他,离婚。“嫁了这么一个丈夫有什么好处呢?有些男人对待女人的方式真是太可怕了。” 现实生活中,毛姆每当遇到一个极成功极有名的人但却很“乔治”,那么,他会和蒂阿瑞一样,先是奚落嘲弄一番,然后再一脚把对方踹开。此外,《月亮与六便士》的结尾那句话,“一个先令就可以买十三只大牡蛎的日子”,简直幽了世界一默,意味无穷。

检视我的日常生活,太不幽默了,太正襟危坐了,太沉重了。我之所以喜欢毛姆、崔哥,就是因为他们头顶着一座泰山,却能让双脚跳芭蕾。我认为在追赶幽默、讲究轻松、喜欢装的世界里,他们可以参加甲级联赛。


T.S.艾略特说,幽默也可以是严肃主题的表达方式之一。一位美国的女生物学家奥利维雅·贾德森写过一本《性别战争》,其行文的幽默性令我大开脑洞,一个个雌雄动物之间的情爱与性事比人类搞笑得多,被誉为很多“火车脱轨句”。我这么古板的人,读后笑得直喷眼泪,事后反思自己对幽默真的无知。

西方文学史上,幽默有“银色幽默”、“铅色幽默”和“黑色幽默”之分。古希腊的幽默是典型的“银色幽默”,它是明快、欢乐、充满朝气的,因此也被看作是“微笑的幽默”。古希腊是一个自信和充满希望的民族,它头顶蓝天,面朝大海,四季如春,气候温润,且经济发达,政治民主,学术繁荣。自然和人文环境成就了古希腊人热爱生命和享受生命的性格。他们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爱就爱,面对生活中不如意之事,也能乐观面对,一笑了之。就连看上去不苟言笑“傻大笨粗”的俄罗斯民族,也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普京半夜起来,走到冰箱前,他打开冰箱,一盘肉冻颤抖起来,普京说,别害怕,我是来拿啤酒的……

我尽管迷恋《红楼梦》,但其实它很压抑沉重。而英国的福尔摩斯就让我得到了幽默的快乐。动人心弦的凶杀破案却让柯南道尔写得轻松快乐,那些惊悚的场面不再恐怖。福尔摩斯的幽默正体现了一种英式幽默,高大魁梧的福尔摩斯,一脸的严肃认真,面部线条紧绷,遇事据理力争,严肃多于轻松,他甚至为了侦探事业放弃了爱情婚姻,看上去,这是一个多么“无趣”的人!理性到残酷,残酷到放弃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正常需求,可是我们看到那个高大身躯的一招一式是多么美妙诙谐。《红发会》是柯南道尔本人最满意的一部短篇,它的构思新奇,渗入了作家独到的幽默感,文风潇洒从容。每当我写作累了,总是找出《福尔摩斯探案集》看上一两篇,这是放松神经的很好方式。

欧美人物的幽默在大片《泰坦尼克号》里随处可见。一个小人物,开朗的胖夫人莫莉就是一个幽默人物:“……我的丈夫还不知道我把钱放在炉子里,后来他就把火炉点燃了”;被露丝的母亲等上流社会所不齿的莫莉,比假仁假义的某些上流社会要善良得多,杰克被蔑视的时候,莫莉给他一套绅士西装,绅士聚餐前,莫莉对杰克说了一句很是直白的话:他们都很爱钱,假装你有一座金矿,一切OK。当海难发生,她坚持去救他们,表现出女侠气概……这一切,简直与《月亮与六便士》里的老板娘蒂阿瑞如出一辙。



中国的幽默文学是绕不开林语堂的。就连“幽默”这个概念也由林语堂引进,他甚至为“幽默”这一物种特地办了一本刊物——《论语》。林语堂的幽默是一种大智,他说,“最上乘的幽默,自然是表示心灵的光辉和智慧的丰富”。的确,幽默并非人人都玩得起。真正的幽默,并不是单纯的搞笑,折射出他的机敏与睿智,同他深厚的文学修养和深刻的思想凝结而成的哲理密切相关。幽默需要非凡的智慧,对于作家来说,现实里有多拘谨,文字里就会有多开阔。一个幽默的灵魂,一定是热气腾腾的。

我的幽默阅读记忆里还有钱钟书先生。这位大师可能是太智慧了,他骂着人却让你笑出声来。他在《围城》序言里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作者的想法已经实现。至少在我这里,他的笔如春风拂柳,极为艰涩高深的题旨我们欢快地弹跳着就体味到了。

关于幽默,钱钟书在《写在人生边上》还说到:一般人并非因有幽默而笑,是会笑而借笑来掩饰他们没有幽默。笑的本意,逐渐丧失;本来是幽默丰富的流露,慢慢变成了幽默的贫乏的遮盖。

从伤痕中写出幽默,尤其令人膜拜。这或许应该首推莫言。莫言讲述的故事悲苦沉重,但笔调却保持着幽默,通过丰富的想象力把时代的沧桑以黑色幽默的方式表达出来。莫言说,自己的幽默始终是含着泪的幽默。“(在那个年代)每个人实际看不到自己有什么前途和出路,这种情况下,幽默就是老百姓使自己活下去的一种方式。解脱自己,减轻压力,安慰自己的一种方式,所以我想在极端痛苦的情况下会产生幽默感,黑色幽默,荒诞的幽默。”莫言的作品尽管经常招来诺奖之外的不同声音,但能被瑞典文化界所接受,必有其理。其旺盛的生命力不能不说得益于他那略显沉重的幽默。


苏轼与苏小妹这对才华横溢的幽默兄妹,其幽默佳话比比皆是。苏小妹额头较大,苏东坡赠诗调侃:未出堂前三五步,额头先到画堂前,几回拭泪深无底,流却汪汪两道泉。苏小妹见后很生气,因东坡脸长胡子多,小妹回赠一首:去年一滴相思泪,今日未流到腮边。口嘴几回无觅处,萋萋芳草掩洞天。

明代徐渭在《答张太史》的信中记杭州脚夫的话,“风在戴老爷家过夏,在我家过冬。”只一句话便把“戴老爷家”的生活环境与“我家”的生活环境的巨大差别形象而幽默地表现出来,甚至令作家望尘莫及。


 香港专栏作家陶杰写过一只英国乡下的《小母鸡》,高傲的小鸡特立独行得让人自愧不及。“she”(陶杰坚持不用“它”而用“她”)坚持不在鸡场里被固定的地方下蛋,而在外面开满鲜花的草丛里去……绝没想过动植物也会有幽默的表现,这太神奇。高级动物如人因为有思想有精神有灵魂,幽默是需要仰仗这些智力活动的。可是动植物,人类何时赋予它们这个特质了?“它们”,还不是“他们”,首先就定性了——灵长类之外的你们,只有被支配的份儿。

我不是动植物学家,至今也不能界定和分析这里面存在的科学基因,就看外表吧。十年前我去齐齐哈尔出差,在东沙公园,两棵树生生就长成夫妻树,那样子一眼看去忍不住哈哈大笑。

龙应台《目送》里有一篇短文《阿拉伯芥》。格外沉重的话题,弥漫着战争的恐怖和灾难,从金门、板门店到中亚山区的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哈萨克……上亿颗深埋地下的地雷使这个世界变得面目可憎,分分钟的某一隅就会血流成河。突然,世界上来了这么一种草——鼠耳芥草,俗称“阿拉伯芥”,这种草竟能识别地面下地雷的气味,成为未来军事上的一种新型扫雷技术……

第一次读到这个怪异的名字,并了解了它的使命,首先是沉重的。草毕竟也是一棵生灵,却被安置如此血淋淋的担当,我的心不由得隐隐滴血。可是,事后,一丝恶作剧般的轻快袭击了我,我感到有一丝幽默气息丝丝缕缕地从文章中游离出来,它来自这种草——阿拉伯芥。在我眼前的虚空世界里,我仿佛看到,作为植物的阿拉伯芥,狠狠地幽了战争一默,它们把政客们心里深埋着仇恨和野心的地雷连根拔起:人类不能刹车的战争,且让我们——植物世界想想办法,人类基因发明的血腥和暴虐,植物一冒芽,就“克”了它!


 迄今为止,我的阅读经历了这么几个层次:年轻时的那种文字的华美,花枝招展,晶莹剔透;再稍年长,那种智慧、深刻,机俏、理趣,直至令人拍案称绝;而今天,我的口味似乎更刁蛮起来,这一切之外,还必须令人笑起来,开怀大笑,解颐一笑,点头酷笑,回眸轻笑——哪怕是苦笑,我对“阿拉伯芥”的笑就有一种甜甜的苦味。这并不矛盾,还要感谢造物有情,让这世界纷乱中充满希望的“一线天”。

前几年有读者问香港作家蔡澜,女孩子最珍贵的品质是什么。蔡澜回答的很简单:“娴淑,调皮,舒坦,不累”。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就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的确,与过于正经严肃的人一起生活,该是怎样的沉重?多出几个林语堂、北美崔哥式的人物,办几本类似《人间世》或者《笨拙》那样的杂志,让世界多一点笑声。因为人们越来越形成一个共识:在遍地抑郁的社会,幽默感已成为一个社会的健康参考系数之一。

如果说书中自有“言如愈”,那一定是指幽默的书,我不相信那些鸡汤就真的“愈”了。在一些发达国家,人类已经开启“低欲望时代”,抑郁就像一条甩不开的毒蛇,四处爬行。这时,幽默,不啻一剂强心针,专治“生无可恋”。对于我,有了幽默,特别是有了这么多幽默阅读,还真的对这算不上美好的人生充满了留恋。



(转自《文学自由谈》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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