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芬:文学致郁与文学治愈
2019-03-01

去年国庆节,我去南太平洋的法属波利尼西亚追寻毛姆和高更遗迹。在遥远的马克萨斯群岛,无意间发现一个与高更密切相关的人物——谢阁兰。1903年8月10日,高更离世后三个月,法国医疗队赴法属波利尼西亚救灾,医疗队中就有这位东方学者谢阁兰。当他来到希瓦欧阿岛的阿图奥那小镇,偶然走进高更的“欢娱小屋”,立即被散落一地、遭人踩踏的画作所震撼……谢阁兰把高更的画带回欧洲大陆,引起艺术界疯狂的攫夺,淘金客一样的画商涌进大溪地。

这才是高更故事的“文眼”。没有谢阁兰,高更也许早就蒸发成茫茫南太平洋的一缕烟尘。谢阁兰的到来,结束了高更画作的“抽屉”命运。高更,成为了世界的高更,才有了包括《月亮与六便士》在内的文学和艺术的系列作品。

谢阁兰,1878年出生于法国西部的布列塔尼,成年后疯狂地痴迷异国和远古文化,最终他选择了能长年漂泊异邦的海军军医的职业。从军医学院毕业时,一场空前的大瘟疫正在袭击法属波利尼西亚诸岛,他与队友一起被派往救灾。此后,谢阁兰长期旅居并多次游历中国,深深爱上了这个古老国度悠久的文明和独特的文化,并以此为灵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他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在中国酝酿或完成的,字里行间浸透着中国文化的养分,是那个时代难得的“中国通”。

这样一位文雅清癯的法国绅士,在世人眼里,功成名就,志得意满!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法国,光环荣耀,众人崇仰,1934年,法国政府将他的名字刻在了先贤祠的墙上以纪念这位学者作家,波尔多第二大学也以谢阁兰的名字作为校名……然而,千真万确,他是一个抑郁症患者!1919年,谢阁兰在疗养院附近的树林里神秘死亡。

阅读谢阁兰时,“抑郁”这个词火辣辣地烧灼着我的眼睛,这个看上去活得热气腾腾的人物,与抑郁何干?他为自己设置的人生标高没有不被他纵身翻跃的,也几乎得到了梦想中的一切,如果他抑郁,众生怎么活?

从谢阁兰,我不由检视了2017年的阅读,蓦然惊觉,冷汗涔涔:这一年我所读过的多数作家竟是(或曾是)真正的抑郁症携带者:山本文绪、海明威、茨威格、严歌苓、伍尔芙、乔治·奥威尔,还有不少“疑似”:村上春树、吉本芭娜娜……

按说,他们一个个著作等身,光环灼灼,受尽众人追捧,几乎得齐世俗和灵魂世界的一切。我继而疑惑:他们有理由抑郁吗?抑郁症为何这么容易盯上作家?甚至还是些罩着耀眼光环的作家!这一度让我像面对“歌德巴赫猜想”。

 

多年前,我已从严歌苓的文章中读到一个古怪的词——“躁郁”,可是那时它对我难以形成任何杀伤力,一阵清风掠过而已。此刻,红遍文坛的严歌苓,早已非常确定地承认自己曾经是一个“躁狂性抑郁症患者”,连续失眠最长纪录三十多天。可是紧接着,我看到了更大的意外——“躁郁”竟然成全了她的写作!她在接受《南京日报》采访时声言自己维持亢奋写作状态的秘诀恰恰是“躁郁症”!她坦言,当抑郁发作时情绪不稳定、注意力不集中,而躁狂发作时则心境高涨、想象奔逸、反应敏捷、思潮汹涌,并且不知疲倦——有巨大创作力的人,比如伍尔夫和梵·高,都有此类病症。

难道抑郁与作家真有某种神秘的契约?诚然,由于写作时的思维运动,作家们直觉发达、心理敏感,无尽的思虑、超乎常人的孤独始终缠绕着他们,即所谓“夫善游者溺,善骑者堕”(《淮南子·原道训》)。曾获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丁肇中说过:“一个天才,和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中间的距离是非常短的。”有一组权威数字显示:在1000人中平均只有4个患有轻度躁狂抑郁症,而在天才中则是这个比例的十倍以上。伟大的思想家尼采生命中的最后十年是在疯人院度过,尽管尼采的抑郁属于哲学领域,难以置信的是,他为人类留下的那些丰富的哲学巨著,治愈着众生,对他自己却无能为力。他那异于人类的大脑,难道就是所谓病态天才的特有天赋?这终究有些令人沉重。抑郁,总是与躁狂相伴而行,而这种复杂的病态情绪却也成为文学创作最为神奇的源泉。造物如此弄人,为何非要天才饱受非人的折磨,才能为人类贡献出特有的精神产品?

 

记得有人说过,日本是个抑郁国度,或许我并不反对。山本文绪是我无意间读到的一个日本女作家,她并没有像其他作家那样有着多么复杂的经历,出生在东京一个普通家庭,家中亦无文学传承,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大型公司做文员,只是不能忍受一眼望到尽头的工作才尝试写小说,竟一举成名。她的少女爱情小说一部部出版,分分钟就跻身畅销书行列……这怎能成为她“抑郁”的理由?事实却是,从公司辞职回家写作后,在外租房与父母分开,她的一本小书《然后,我就一个人了》就流露出太多抑郁倾向,那种心灵被万只小鼠啃噬的心碎的感觉,正是她抑郁症的开始。之后因抑郁不得不中断写作十年,其间有七八年要在医院里度过,《从现在开始,与自己和平相处吧》就描述了她与抑郁症抗争的整个过程。

另一个日本女作家吉本芭娜娜,其写作具有家族传承,父亲以及姊妹都从事文学创作。然而她本人却曾嗜睡、抑郁,与抑郁相关的作品《虹》《厨房》《哀愁的预感》被公认为具有“治愈”疗效。她还是一位美食作家,对美食有着一种病态的热爱,文字里丝丝渗透着厨房里的特有气味,她甚至把厨房当作人生的避难所,“在这世界上,我想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厨房”。这么热爱厨房,写着烟火文字,流露着唯美的少女般的纯情,却治愈着“抑郁”……我为自己对人类自身的无知感到困惑。

对于村上春树,尽管媒体极力回避“抑郁”这个字眼,但他的一众粉丝经常挖掘着他笔下那些“极似”的抑郁症病相。比如他对《挪威的森林》里直子的抑郁症的描写,简直出神入化,被认为是作者本人的刻骨体验。这种体验又来自村上的一本关于跑步的书《当我跑步时,我在说什么》,出版后甚至超越了对他小说的关注——读者关注的,除了他的跑步哲学,竟然还有抑郁症问题。这本跑步的书“出卖”了他的抑郁倾向:生活过度规律,基本不与人交往,人际关系仅仅发生在与读者之间,每天只有写作、跑步两件事。重复,是村上生活的典型特征。这也与他的同族作家青山七惠有相似之处,青山在《温柔的叹息》中描述的孤独,正是日日重复的大多数人。有一句俄罗斯谚语:重复做一件事,会在某一刻突然死去。作家们的抑郁呢?难道与重复写作直接关联?

高强度的写作和跑步竟为了治愈——村上春树是需要治愈的!这样写着,跑着的人,精神世界还不足够旷达、畅扬?至于抑郁吗?

一个弹丸岛国,数一数,还有几个作家没有“抑郁”?夏目漱石借一只神经兮兮的猫(《我是猫》)神经质地甩出一句话:“认识的人多了,我更喜欢狗了”,冷酷绝望到患了神经衰弱,自杀未遂;太宰治终身抑郁,终于在《人间失格》中实现了自我毁灭;川端康成自幼失去父母,极为任性、孤独和神经质,他在196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居然惊慌失措:“不得了,到什么地方藏起来吧!”他对喧哗与热闹十分抗拒,对于获诺奖后所带来的荣誉和涌来的慕名者,十分厌恶。1970年,挚友三岛由纪夫因抑郁切腹自杀,无疑加重了川端康成的抑郁症,不到两年,他口含煤气管,自杀身亡。

 

春节其间,读大学的外甥女告诉我她正在读《老人与海》,她问:海明威这个响当当的硬汉怎么就患抑郁症了呢?是啊,在这之前,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这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家,他困惑什么?他那样的激情,那样的浪漫,那样的纵横恣意,那样的藐视众生……允许我八卦一下:从星座上讲,这位巨蟹座文学大师具备巨蟹的所有性格特点:敏感心软,缺乏安全感,容易对一件事情上心,做事情有坚持到底的毅力,为人重情重义。然而,他真实的生活并非像外人想象的那样轻松,而是充斥着紧张与压力,甚至他的内心还时常经受着剧烈痛苦而复杂纷呈的变化。他企图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摆脱与逃避沮丧、低落的情绪,如不停歇地旅行冒险、寻求各种刺激。为了挣脱焦虑与忧郁情绪,他不断走进女人与烈酒,多次结婚,多次搬家,街肆买醉,但仍无济于事。他像一只被凶恶老鹰穷追不舍的猎物,被追得走投无路、无处躲匿,1961年夏日的一天,他终于用子弹结束了顽强硬汉的一生。

另一位美国作家斯蒂芬·金,瞪着一双凶狠的眼睛,拧着眉头看向世人。然而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他既然能写出《肖申克的救赎》这样励志的作品,为何不能自我“救赎”一下?现实生活中,斯蒂芬·金酗酒成瘾,挥霍无度,饱受抑郁的折磨。他也曾一度为了自我治愈而用心努力,但最后只能依赖毒品来消解精神的痛苦。他抑郁着,却来“救赎”我们,人性究竟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奥妙?

乔治·奥威尔短暂的一生颠沛流离,疾病缠身,郁郁不得志,一直被视为危险的异端。原来在他那先知般冷峻的外表下,竟蕴藏着一颗抑郁的灵魂。这是个绝不流俗的另类人物,卓异不群。《1984》里,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词句,“电幕”“老大哥”“思想警察”;年轻人恋爱被跟踪,职员下班回家的路线也不能擅自更改,业余时间一定要参加集体活动,包括晚上,总之就是不能让一个人独处。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孤独真的成为“可耻”,“思想警察”时刻在查询一切“党员”;社会公众无私密可言,各个角落都布满警惕的眼睛;男主人公温斯顿和女友朱丽亚约会比间谍接头还惊险,时刻得提防周边的窃听器。书中总是提到“党员”两个小时的“仇恨”活动,温斯顿总是极力克制自己不笑出声来……这些与严歌苓《绿血》里的许多情节极其相似。精神的苦闷,关系的变故,环境的压抑,他们的抑郁,似有源头。

伍尔芙的抑郁症“地球人都知道”。她出生于书香门第,以意识流小说创作享誉文坛,成为伦敦文学界的一个象征。巧合也许意味着天意,她最终坏在了她的“意识”上。为了治愈抑郁,她也曾尝试加入伦敦文学沙龙,但治标不治本,聪明、美丽而富有才华的伍尔芙就是感到在人间难以容身,自杀成为上天钦定的命运。

一个女人,一个单身母亲,一个红遍全球、身价超值的畅销书作家,一个抑郁症患者——这就是J.K.罗琳。谁能相信,她在写作场上施展着魔法幻术,在现实生活中却长年饱受抑郁症的折磨。上帝编排人类时不知按错了哪根筋,还是特意安排?祂让作家这个族群格外敏感多思,并且还要有一个特殊的前提——必须独立写作。孤独,成为作家的宿命。

 

美国行为与脑科学专家戈尔曼早就指出:20世纪是一个“焦虑”的世纪,进入的新世纪很可能是“忧郁”的时代。抑郁,犹如现代癌症,抑郁的族群,往往让我们看上去匪夷所思,我们实在无法真正了解他们的内心,他们真正的痛苦以及他们的忧患与孤独。

在医学意义上,孤独,成为抑郁症最凶残的诱因。我对于孤独的感受,真应了那句歌词“让我欢喜让我忧”。茨威格说过,上帝的礼物都暗中标着价格。当抑郁的代价作用于一个作家身上,该是个什么形状的标签?我有时暗想,某些作家的抑郁一定跟他们常年“孤军奋战”“脱离组织”有关。心理医生会告诉抑郁证患者要多和朋友倾诉,倡导一种人群效应,这对于我也有切身体验。2017年在经历了深刻而奇诡的心路历程——动用了“通天”关系,我终于可以不上班了,成为真正的“坐家”。开始的几个月如饮甘霖,然而半年后的这种居家生活似乎就有点不对劲了。常常是整天用键盘说话,除了偶尔的电话和微信语音,口唇根本形不成物理运动,仿佛已被世界抛弃……可我又何尝不懂,这种“孤岛”可是自己哭着喊着争取来的!又因自己对交谈的对象十分挑剔,话不投机半句多,此时我深深理解了严歌苓的思维“抽筋”!当初她写《绿血》时把月份牌翻转过去,意欲日月静止,不知今夕何夕,大概就是这种状态了。

在“抽了筋的思维”得不到按摩的时候, “一个人”几乎成为惯性和常态,思维难免淤堵。这时,《1984》里的“组织”的确显得温暖而贴心。“组织”连夜晚都不让你独处,时刻让你身处“集体”,那是预防你的孤独和抑郁。可又必须承认,作家这个职业必须反其道而行,他们必须留足自我的空间。1989年,科学家发现一只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她叫Alice。在其他鲸鱼眼里,Alice就像是个哑巴。她这么多年来没有一个亲属或朋友,唱歌的时候没有人听见,难过的时候没有人理睬。原因是她的频率有52赫兹,而正常鲸的频率只有15~25赫兹……一颗不羁的灵魂,要苦恼甚至分裂到什么程度,才能让抑郁“临幸”?

“抑郁界”流传一句话:文明社会就是一个疯人院。常人无法判定谁是抑郁症患者,甚至我们自己都无法厘清天空里漂浮着无数烧灼的虚空碎片。忧郁,哀伤,是作家难以摆脱的两大阴影。即使赢了人生,仍有止不住的哀伤。这时,生活的不确定性成为人类希望的来源。如果一个人已经真正的“志得意满”,那么他的生活一定是索然无味的。当一个人生命中所有的事情都已预知,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关于文学“治愈”,我想起了史铁生。中国作家中最该抑郁的,舍他其谁?命运剥夺的是他作为正常人的权利。他在数年间独自一人摇轮椅去往地坛,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心灵煎熬。因怕见人,经常一个人躲到密林深处,默默地望向世间纷攘,却不愿意让这个世界注视到他。他曾说过,世间最严厉的惩罚,莫过于把一个正常人关进一间封闭的屋子,不给他任何事做,不让他与外界发生丁点关联,这样的结果是让任何英雄豪杰最后疯掉并甘愿速死……十多年间,他就把自己“关”进了地坛这间“屋子”,也曾多次走到自杀的边缘。万幸,写作把他救了出来。他不但没疯,没抑郁,反而用自己钢铁一般的坚硬文字治愈了不少人的情绪问题。

作为作家的毕淑敏,同时又是一位心理医生,她得出的结论是:世界上所有的抑郁症,都是在关系上出了问题。世界上没有心理问题,只有关系问题。可是她是怎样的神通?每天接触患者,却能把自己“择”得一干二净?她在《我的五样》中曾做的残忍而痛苦的抉择:世间只让选择一样,她选择了笔。她能从职业的漩涡里拔出身来,真是“关系高手”。

文学对抑郁的治愈效果,古人也有例证,比如辛弃疾。如果说以上被文学治愈的人本来就是作家,而辛弃疾在人生的最初,根本没给文学留下位置,他要的是挑灯看剑、气吞万里如虎。当这一切都变得不可能的时候,只得揾一把英雄泪,寄情于那些他并不十分情愿的文字了。后人无不理解他作为一个男人壮志未酬、抑郁难平、栏杆拍遍时,文学被迫上场,无奈地充当了治愈神器。今天看来,文学虽没能帮他实现人生抱负,但在防治抑郁这方面实在功不可没,否则他只能在余生里“西北望长安”了。

英国作家毛姆与奥威尔的人生都有交集,他之所以没被列入抑郁行列,我觉得与他的“心态”有关。《月亮与六便士》里的一段对话,关于成名,关于孤独,关于理性和世俗,“如果我置身于一个荒岛上,确切地知道除了我自己的眼睛以外再也没有别人能看到我写出来的东西,我很怀疑我还能不能写作下去。”——原来,毛姆更是关系高手,我们所看到的他,身边总是仆人成群,他的后半生在莫雷斯克别墅里迎接着包括首相丘吉尔在内的所有欧美名人。即使没有客人,他的身边总要有一个漂亮男孩哈克斯顿或艾伦陪伴,孤独,似乎与他无缘。况且,文学终生为他治愈着可能造访的孤独与抑郁,用文字喂养生活,用智慧治愈着焦虑,在毛姆这里,他几乎不给抑郁生成的机会。

想到我自己,早年虽怀揣文学梦想,却没能抵抗现实。至今,人生开启下半场,某些时候的某些症状也可能濒临抑郁了,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只是悄悄将之视为“苦闷”,偶尔也隐隐担心自己“招惹”上某种“心理暗示”——那么多大作家都曾抑郁,称不上作家的我,毕竟正在阅读写作,谁能保证抑郁绝不造访我?当然,至今我也没有抑郁,我想这可能是需要“资格”的——“抑郁”这么高贵的词是不会随意光顾某个人的。你尽管亦读亦写,却未必具备抑郁的潜质。何况,回想一下,充当这种苦闷杀手的,只能是文学。文学虽险些“致郁”,却在客观上预防和抵御了抑郁发生的可能。

 

英国心理学家波斯特博士研究了人类近代300位著名人物后,得出以下结论:在政治家中17%的人有明显精神病特征,如希特勒、林肯、拿破仑;科学家中占18%,如高尔登、门德耳、安培、哥白尼、法拉弟;思想家中占26%,如罗素、尼采、卢梭、叔本华;作曲家中占31%,如瓦格纳、普契尼、舒曼;画家中占37%,如梵高、毕加索;而作家的比例是46%!

除以上提到的作家外,福克纳、普鲁斯特、劳伦斯、莱蒙托夫、马克·吐温、三毛、芥川龙之介、爱伦坡、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也都有明显的抑郁情绪。

这么多人的精神世界扭曲了,该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他们灿烂文学中的抑郁,在教会我对生命的感受和思考的同时,又有些黯然。某一时刻,身为写作者,难免对作家与抑郁这一对奇特关系莫名地恐惧并感念丛生,一时难以分清文学“致郁”,还是文学治愈。想了想,还是归结于白居易的一首小诗吧——

 

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

万缘皆已消,此病独未去。

……

 

(转自《文学自由谈》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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