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旭:文心不老
2019-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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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将近年关,忽然收到著名评论家阎纲先生的著作专辑三卷四册,洋洋二百万言。上世纪八十年代,阎纲对我多所鼓励。而我因写作成绩不佳,羞于面对先生,所以,近三十年,竟未敢音问。而今蒙先生不弃,我的感动莫可名状,当年的往事潮涌而出。

四十年前,我在一个南方乡镇,就职于县文化站,刚成家。主要出于补贴家用的目的,一有空就琢磨写小说,也是从小就只有这么点对文学的爱好。记不清多少次退稿,忽然有一篇在北京的《十月》杂志发表。兴奋之余,并没有更多的期待;一百多元的稿费,是我月工资的三倍,就像天上掉下个大馅饼,知足得不得了。有一天听同事说,有几张报纸提到我的小说了,不免胆战心惊。刚过去不久的那些年头,批毒草,批黑帮,多少吃这碗饭的人生离死别家破人亡,莫非我也惹上祸了?惴惴不安,赶紧去找那些报纸。还好,都是说好话的。其中一篇标题《习惯的写法打破了》,一声喝彩,一腔古道热肠,扑面而来。我盯着署名发了一阵呆,记住了“阎纲”这个名字。

最早见到先生本人,是在大约半年后。我被《十月》杂志推荐到中国作协第五期文学讲习所进修,有一天被通知参加《文艺报》的一个座谈会。正拘谨坐着,身后有人轻轻拍我,示意我去外面。我随他到会议室外的走廊上,他说,我是阎纲。他高高瘦瘦,跟我说话得弯着腰,我看他得仰着头。

头次见面,没有闲话。先生当时一脸忧色,说,听到反映,你是文讲所里最狂的人。

我棍子一样戳在那里,一下懵了。

那期文讲所学员,大都是我之前像星星一样仰望的人。我下决心学写小说的那些日子,为了走捷径、抄近道,读的主要是他们一部接一部轰动的小说,没想到有一天来到他们中间了,很是紧张,像是在宾馆里进错了门。

这之前,来不来文讲所我一直迟疑不决。《人民文学》请了几个人来京写小说,住了将近一个月,冯骥才、贾大山他们都顺利交了稿,我一个字也没憋出来。《十月》发的那篇是在好几篇退稿上改出来的,再写点什么,我脑子里一点眉目也没有。不久后参加一个小说座谈会,大评论家冯牧谈到我的时候说:听说他发了处女作后再也写不出东西了。同样的话,几天后我又听到一次——是在《十月》为改稿的作者安排的防空洞招待所,我和当时在宁夏的作家戈悟觉同住。一天晚上,他跟人通长途,对方听说跟他在一块的人是我,就说:他好像就那么回事,什么也写不出了。戈悟觉一面嗯嗯啊啊,一面目光闪烁地看着我,电话完了,他笑着说:刚是公刘的电话,他夸你呢。差不多半夜,在地洞里,老式的座机,那边说什么我听得一清二楚。公刘是我从小极崇拜的诗人,他的话,我听来不亚于死刑宣判。

本就只想赚点小钱过小日子,没想到闹出动静了,让人操心。拿着上文讲所的通知,我真不知如何是好。去,几乎是跳火坑;不去,是狗坐轿子不识抬举。想想还是硬着头皮滥竽充数,再苦再难,总不至于比在乡下务农还惨。

那段时间我什么也写不出,一看见纸笔,脑子里就一团浆糊。周围尽是才子才女,发表作品此起彼伏,像过年放鞭炮。班上的老大蒋子龙,以《乔厂长上任记》名震天下,《开拓者》又如同核爆。同住一屋的古华,刚完成《爬满青藤的木屋》,接着又是《芙蓉镇》。我整天怯生生的,不声不响,说不出的自卑,没事就一个人呆着。有一次在外面集体活动回来,在车上碰巧坐在贾大山旁边,他问我:为什么老闷着呀?本以为你少年得志该挺张狂的呢。我心里苦着,不知怎么回答。一个小乡镇的文青磕磕巴巴好不容易弄出了一点响动,就可以“少年得志”了吗?

阎纲说的那个“狂人”,我怎么也没法跟自己联系起来。即便是讹传,即便是诬告,也不可能落到我这样的人头上——八竿子打不着边啊。我没有打听那说法的来处,也没有解释,觉得没有必要。我早已心生悔意,写得了写,写不了走人,能撑几天还说不定呢。那时省里已经有单位愿意接受我,我说要带上老婆孩子,那单位也同意。自从1964年初中毕业独自下乡谋生,在农场种了八年地,又在小镇打了将近十年零工,做的最多的梦就是回到省城,回到日益衰弱的母亲身边。现在有个机会,岂能放过?写作这活能不能干下去,怎么也得回了省城再作打算。

文讲所学习结束,我拖家带口如愿回了省城,被安排在一个文化单位“专职写作”。回想接下来那些写不出硬写的煎熬的日日夜夜,我至今背脊发凉。一家家刊物满腔热情地约稿,又万般失望地退稿,一个个把我当回事的熟人见面就问我最近写什么了,又一脸狐疑地看着我脸色发白可怜巴巴地嗫嚅。

我决定改行。私下问过几个朋友,发现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且显然有了某种严重性。我不知道有关部门有些什么看法,但我看到报上有文章在质疑我离开基层脱离生活。有些好心的朋友很是为我着急。我事后知道,省里的评论家吴松亭特地去了一趟北京,请阎纲专门就我的几篇勉强发出的近作说说好话。他们曾经在《文艺报》共过事。

真是难为阎纲了,他不得不评说一些不值一评的文字,还必须正面鼓励,那是怎样的苦心孤诣啊。

那时候,阎纲已经一清二楚地看到了我的特别没文化。1981年夏,他来江西庐山参加一个全国性会议,我去看他。在白鹿洞书院的碑林,我张嘴就把“拓片”读作“tuò片”。阎纲把我拉到一边,轻轻说,那个字念“tà”。我这类的错,举不胜举。在江苏,我又把“甪直”读成了“角直”。所有这些,阎纲在文章里都没有提,只是说其成长可以期待云云。

我心里五味杂陈,说不清是羞愧还是沮丧。我唯一知道的是,我其实是别无选择的。不久后,路过北京,我特地去看望了阎纲,他再三说,冯牧、公刘都是特别爱惜青年的,他们是为你好,你要振作,要对自己有信心。那天晚上,我在他西郊的家坐到半夜以后,才不得不告别。他送我到公交站,一直等到间隔好久的夜班车到站,看着我上了车。

到目前为止,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面谈。之后,除了在某次作代会拥挤的人群中打过一个照面,我就只是在报章上看到他一篇又一篇振聋发聩的文字。印象最深的是《文学四年》,其高屋建瓴的视野,诗意勃发的文采,读来深获教益。199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为我刚出的长篇开研讨会,他们开列的邀请名单里有阎纲,但他没有到会。我并没有太大的遗憾;那部小说并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所谓研讨会,不过是为发行造势罢了,以先生的眼光,即使接到通知不来也正常不过。前几天,偶然说起旧事,我才知道,他那时远在终南山。

四十年来,尽管我一直咬牙切齿坚持写着,但一直未见长进,逐渐走向边缘化,终至消失在读者视野之外,被许多先前熟稔的同行淡忘。有一年在京开会,一家刊物请饭,让我去中国作协一位副主席的房间会合,等着他们来车。那位作家当副主席之前,我曾与他一同参加过文学活动,以为他有印象,但那次他对我特别的客气让我纳闷。出了门我才知道,他以为我是出版社派来接他的司机。还有一次在李国文家聆听几位文坛大咖高谈阔论,尤为座中一位的慷慨激昂所动,事后还收到过他的信。多年后,也是一次会议,我在电梯里见到他,惊喜中忘记了他的声名已如日中天、远非当初,还像见到家人一样亲热地喊他。不料,他惊疑地盯了我好大一会,转脸问身边的人:他是谁?那些人也没一个认识我,都很礼貌地静静地看着一个傻子的自讨没趣。我满脸的堆笑霎时凝固。幸好电梯很快到了我住的楼层,我一闪身溜出。

我不太通人情,常常没心没肺,但被自以为是老相识的人彻底忘记,怎么说也是件难堪的事。我忽然明白,一个在专业上过气的人,最大的明白就是要懂得收敛。为了让自己长记性,我特地写了一则短文公开发表,题目是《套近乎》,讲套近乎——尤其是跟卓有成就的名人套近乎——千万要有自知之明。

但没想到,几十年没联系的阎纲还记得我,寄来他的文集。

像陈忠实说的“砖头”一样的厚厚的几大本,扎扎实实的鸿篇巨制。文学,文坛,乡音,乡俗,亲情,友情,枝繁叶茂,波翻浪涌。可读作中国当代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史,又何尝不可读作中国当代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史?读之感慨万千,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因为不通古典音韵,又不想削足适履、因字害意,匆忙中写下一些仿古的句子:


书生仗剑出礼泉,叱咤文坛六十年。

识见有胆须赤子,评论无韵成诗篇。

江南梦回竟夤夜,京西握别已晓天。

世间自来仁者寿,身后谁人执长鞭?


发给阎纲后,收到回复:很高兴。你是不太说人好话的。

我人微言轻,根本没有月旦人物的资格,好话坏话说了都是白说。阎纲的回复,表现的是一个长者的谦虚。

写出上面的感慨时,正好微信上朋友转来一篇博文,说到某一类典型的假模假式文人。大意如下——

单就文字而言,他们也不算差,问题在于姿态太别扭。他们写的永远是那种“美文”,他们随时在思索,随时在领悟,随时在感动,随时在想流泪,随时在被震撼。动不动就想跪倒大哭一场,但你要说他真的想大哭吗?当然不是,就是觉得那样写感觉效果不错。为了要动人,什么不着四六的话都敢说。听到笃笃声,觉得是航船,或是木鱼。“究竟是什么呢?都是?都不是?抑或两者本是同一件事?或许我将以一辈子,索解这个迷。”他真的会一辈子去索解这个谜么?当然不会,只不过觉得这样结尾很优雅。他们对文字永远是轻佻的,对文字下面的感情也永远是轻佻的。他们根本不在乎字后面的真实含义,感兴趣的只是这些字凑在一起的甜蜜蜜、麻酥酥的感觉。他们的感情只有一分的时候,总会说成是十二分,时间长了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一分还是十二分了。他们的感情看似丰富实则麻木,他们的文字看似丰饶其实干瘪。他们永远在感情的脂肪上挠痒痒,但是绝对没有洞察真相的能力,甚至没有那个愿望。他们写那样的东西,就像膝跳反射一样。他们总是叹息感慨,总是不能释怀,总是要把脸仰成45度角,才能让眼泪不致流下来。他们的世界永远充满甜蜜蜜的伤感、黏糊糊的感动,永远准备着在眼泡里蓄上两泡热泪,永远准备着一种高度仪式化的抒情,一种夸大的文字献祭。含泪的时候,他们是真诚的么?当时也许是的。因为他们根本搞不清楚真诚和虚伪的区别。要说坏,这种人也不一定有多坏,只是有点肉麻而已……

这样的文人在历史上也是有传承的,一直有这么个风气。而当下正在流行的则是这风气的另一个极端:极端的夸张、极端的浅薄、极端的贫乏、极端的粗鄙。形容景色就是“美哭了”,嘲笑别人就是“吓尿了”,炫耀某物就是“逆天了”,以及“醉了”“跪了”……各种“了”。稚子般的一惊一乍,媚娘般的嗲声嗲气。

阎纲的人与文,与上述的人与文,恰成对照。真,直,硬,浓。真而不失睿智,直而不失风雅,硬而不失柔韧,浓而不失明晰。秦人大腔,书生意气,于豪迈中见深情,于奔放中见摇曳,行文节奏明快而收放令人猝不及防,长句戛然而止,短句若击鼓,读之时而愕然,时而惊叹,终归于酣畅淋漓。

皆是性情文字。

不久前,我加了他的微信。四十年后,我又在微信上见到阎纲。每天重读他在《微风读书会·名家专栏》上连载的散文杂感,或喜悦,或愤怒,或悲哀,或深思,或坐卧不宁,或啼笑皆非,其中的血气、生气、锐气,让人很难相信是出于一个曾经罹患绝症而已近米寿的生命。

年逾九秩的季羡林老人生前在他学术论著自选集的序中写道:“高山、大川、深涧、栈道、阳关大道、独木小桥,我都走过了,一直走到今天,仍然活着,并不容易。说不想休息,那是假话。但是自谓还不能休息。仿佛有一种力量,一种探索真理的力量,在身后鞭策我。”

同样历经沧桑的阎纲的身后,显然也有这样一种鞭策的力量。他的写作活力,他的文心不老,让我汗颜。与他相比,他正年轻,而我已垂老。因为生性的懦弱,我的写作不会像他那样长久地坚韧持续,但我会永远记住他在我写作最困窘的时候给予我的切切实实的鼓励。

 2018年4月18日改定于岭南


(转自《文学自由谈》2018年第3期。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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