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学智:当前小说流行叙事批判
2019-03-01

当前中国的小说创作,一定程度上深陷在至少两个文化误区之中。一是独尊个人私密化经验,并以个人主义叙事为荣耀,反复撰写关于“内在性”的童话故事;另一个是无限放大身份危机,乃至于不断分解分化宏观视野,在“民族”“地方”“偏僻”“仪式”等话语范围内,讲述关于文化自觉自信的“中国经验”。前者的思想诉求直接指向“去政治化”的个体意识和潜意识的深渊,后者的审美期待则经常受文化产业思维的蛊惑,因而多数也就慢慢走向了消费民族、消费地方、消费偏僻、消费仪式,甚至消费苦难的文化趣味主义的窄路。而无论哪一种,在更高的思想水平来看,中国当代的小说创作,都相当严重地缺乏对普遍现实和普遍意识的书写努力,小说这个自古以来的“无用之学”,也就轻而易举地卸下了“启蒙”的重担。在圈子化、小市民趣味和个人私密意识的交织中,似乎正在经历着彻底的堕落。

具体来说,如此的“创作理念”,至少产生了两个突出后果,这都将严重制约文学思想的伸张。

首先,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似乎反而是一件并不刻意为之的荣光,成了一些打着“反抗现代性”“现代性危机”“过剩的现代性”论者的现实依据,于是便顺理成章推导出了一些奇奇怪怪的逻辑结果。认为在中国的西部,在西部的西北,在西北的少数民族,在少数民族的宗教群体,是“道”的寄存者,这是近年来我看到和感知到的可谓最“振奋人心”的说法。有了这样一个前提,西北这个地理概念一下子变成了精神文化概念。在众多精神文化概念中,“现代性危机”或“过剩的现代化”等变成了作家文人们竞相书写和梳理的突出命题。他们认为,正是因为这些地区经济的相对欠发达,西北才出人意料地成为了人类意义生活的所在;也正因为现代化工业发展的迟滞,西北才侥幸变成了现代化的后花园。言外之意,我们应该反思发达地区已经出现的“现代性危机”。更有甚者,由西北历史的特殊性推而广之,一批关于“现代性”的词汇不胫而走,大有改变现代哲学方向的雄心。说什么宗法秩序本来就是理想的中国式现代化,说什么中国古人早就发现了现代性,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物我两忘、安贫乐道等等,都远高于西方现代哲学中的现代性,我们其实没有必要舍近而求远。总之,一句话,有了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我们发现了西北;有了这个被发现的西北,我们才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显而易见,这其中的逻辑充满了悖谬和混乱,只能导致投鼠忌器的后果。 

于此并非将外国的某些理论奉为圭臬,但至少这些理论可以给我们以某种参考。且不说英国的泰勒在《原始文化》和法国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早就提出过“主客互渗律”并不是人真正的自觉,而是人对自身的麻醉的说法;单就我们的现实而言,经济主义价值观有问题,该在这个价值导向中寻找答案,总不能自外于这个价值导向,把人打回原始原形吧!不消说,不加反思,一味求证,一味图解西北现世人生的小说,目力所及占有不少的版面,而致力于反思和批判的普遍性叙事,则少之又少。

其次,似乎女性作家及其研究者,好像格外喜欢“安放灵魂”(这个词当然不是女性作家和研究者首先所用)一词的文学性。我未曾深度追究,但直觉告诉我,“安放”而“灵魂”,好像有使活动之物、激情之物处于寂静乃至死寂的意思。与世无争还是轻的,与世隔绝或者自绝于世界才是目的。当然,“灵魂”云者,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属于宗教类灵异之学。这种灵异之学是通过个人的修持,而达至寂静主义的程度。据考证,寂静主义是指17世纪的一种神秘灵修运动,其主要倡导者为西班牙神父米盖尔·莫利诺斯和法国修女盖恩夫人。寂静主义者试图通过从日常世界隐退而创造一种与上帝直接交流的关系,因而自身的思维和意志则完全被动。他们拒绝传统的祷告和其他的教会礼拜活动,而将时间用于默想。1687年,罗马天主教会宣布寂静主义为异端,原因是这种东西首先是对生命本身的虐待,其次也不符合任何以真善美为终极目的的宗教诉求。而现在寂静主义仿佛又回潮了,表达的究竟是逃避现实还是想皈依宗教?文学与当下活生生的世界无半毛钱的关系,这不知道是时代的悲哀还是人的悲哀!不过,从现有的论述不难把握,寂静主义至少与“国学热”和 “传统文化热”密切相关,它限制并约束思维向现代社会蔓延,因而它不主张人有主体性,它鼓励的是民粹主义,即关起门来大谈理想主义,而打开门便是世俗主义和功利主义,却唯独没有主体性的存在余地。我想,文学特别是叙事类文学之所以在自媒体时代还有存在的价值,这个价值不止在自持和自修,更重要的在于它能通过它的手段,打破已经或即将形成的圈子化趣味、圈子化经验和圈子化思维等观念,迎着一切的躲避,勾连事象背后的普遍性,并形成叙事逻辑,让其所包蕴的思想力量被绝大多数读者所能感知到。也就是说,文学应该成为另一种思想的言说,这是今天时代规定性推到文学面前的一个义务,惟其如此,文学的棱角才有理由突破到处弥漫着的自媒体封锁线。否则,如果把文学及其创作视为一桩无关紧要的生活装点,或道德情操的自我写照以及消费自我的另一种形式,那么,不用宣判,文学的死期也就快到了。

为什么呢?当文学编辑、文学刊物、文学机构、文学奖项、文学项目和文学教学等庞大复杂的生产程序,最后所生产之物仅仅成为自我消费品、自我陶醉品时,部分事实已经证明,一些影视叙事和娱乐公司,其实早已有了其独立创意的制作法人,而且他们的商业逻辑和资本运行法则,也早已是这个时代的领跑者了。与之相比,文学如果还是那个向内的自持和自我指认的状态,虽然看上去仿佛还比较蒙人,但毕竟无法改变其本身笨手笨脚的总体面貌。更重要的在于,作为少数民族身份的文学写作和研究,按照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中强调的用地方知识“深描”普遍共识和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广为人知的“地方”与“话语权力”理论,如果文学紧贴着文献学和宗教原典意义的宗旨循环往复,那么,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研究就仍不属于“原创性”,更遑论在“文学边缘化”总体语境,提炼并适当放大少数民族经验了。

如此写作或研究,一旦构成新一代、更新一代从业者当然的意识形态,可想而知,我们即将面对的文学或研究,只能是而且必然是由“去政治化”而导致的“去社会化”,由“传统仪式化”导致的“反现代性”局面。原因很简单,“去政治化”虽然很安全,但一味“去”下去,其后果只有两个:要么不断折腾自我乃至于把文学变成不同版本的意识或潜意识模具;要么索性成为社会内容的对立面,因为“去政治化”超过最低限度,只能是“去社会化”。这是时至今天,某些具体个体内在世界的所谓疼呀痛呀、荒诞呀莫名其妙呀的东西,再加上人性恶与人性善的平均值,构成基本写作模式的根本原因。人生的感伤情调、绝望主题,服务于“反现代性”;人生的无根状态、丧家状态,是“传统仪式化”失落的证据。

从这一层面看,表面上,目前我们好像深陷在代际焦虑之中,其实不然,思维的同质化才是症结的根本所在。

那么,如何走出同质化思维的窠臼呢?显然,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议题。但个人固执地认为,恐怕还得深入叙事的现代性问题。只有情节、细节、故事、语言结构等深入到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机制和现代文化逻辑深处,才能发现个体乃至群体不同层次、但可能多少带有牵一发而动全局的价值诉求。原本唯个体而独有的疑难,也就才会以个体的名义向现实、时代发声。否则,文化传统主义麾下所生成的看起来个个个性张扬的期许,当一个读者同时面对时,也许只会产生大同小异的感觉,就因为此叙事虽有千回百转之迂回,然究其实质则还是脱节于时代、现实的抽象人性或人生。其致命之处在于,个体故事、个人遭际、命运未能有机内在于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机制和现代文化逻辑,那些龇牙咧嘴的喊叫与狼奔豸突的逃逸,就更不会赢得更多共同体的同情了。

一种连起码的同情都难以捞到的当代文学及其研究,要奢谈什么意义,就有些难了,更不用说拥抱、共鸣以及更长久的流布了。想想20世纪80年代臻为时代新声的“朦胧诗”和“寻根文学”等,之所以在那个语境规定下能够轰动一时,就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一切——它们不单是在谈论唯有个体才能明白的话题。 

              (转自《文学自由谈》2018年第2期)


XML 地图 | Sitemap 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