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旭:理论的价值
2018-04-25


2016年暑假,对青年学者李洪华来说,显然是灿烂而愉快的日子。

“结束在杜克大学既漫长又短暂、既新奇又单调的访学生活”,“听着窗外盛夏肆意的蝉声”,把“在杜克整理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专题研究》、连同基本打烊的《20世纪以来中国大学叙事小说研究》”装入行囊,满怀“一年来的访学也算差强人意了”的欣喜,以及与家人“自驾纵横美利坚,耳濡目染异国风情,徜徉美丽的杜克校园,聆听后现代主义大师和导师的精彩授课”之类的“难忘的记忆”,即将离开美国返回久违的家国,正所谓“漫卷诗书喜欲狂”“青春作伴好还乡”。

所有这些,让作为朋友的我也深为之高兴。

我对文学的研究工作知之甚少。从逻辑上讲,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应该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虽然历程不长,但却俊采星驰,名家辈出,华章璀璨。”(作者后记)“现代”作为一个时间概念,有多种分法。作者在本书的研究采取的是传统的分法,即1919—1949年。数十年来,相关的著作已经蔚为大观,以此研究而称名于世的学者层出不穷。学者们的研究工作将中国现代文学放在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现代史中,把握其发生、发展,把文学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同时作为艺术来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位青年学者要想在这个领域崭露头角、有所作为,不只需要莫大的勇气,更需要足够充分的理论功底。

尽管洪华在《后记》中谦虚地说,从现代文学专题角度而言,“本书在体制上并不周详,难免有诸多不尽人意处”,然而,我们在其中看到的更多是思想的亮光。

事物存在总有其意义。理论是为了建立一套连续完整的认识所产生的思维产物。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包括描述研究对象的规律,解释研究对象规律的意义。作为一位勤奋努力的青年学者,洪华完成这一堪称重量级任务的理论准备是充分的。《中国现代文学专题研究》是他继《上海文化与现代派文学》《中国左翼文化思潮与现代主义文学嬗变》和《古典韵致与现代焦虑的变奏》之后的又一力作。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分析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创作和作品生成,以及文学的接受过程和对创作的影响,作者历史在场的观念以及审美的观念显而易见。其用美学的眼光对中国现代文学加以观照的一家之言,建立在扎实的学理基础之上,避免了某些学者常常难以避免的无限衍义。

从事学术研究,自然与作者的职业有关。但选择什么样的课题以及如何阐发其中的意义,则取决于作者的世界观。通观全书,我最突出的感觉是作者明确坚定的现实立场。

中国现代文学既是作家作品的历史,也是文学和文化思想的历史,以及中国社会接受和运用现代文学的历史。中国现代文学的狂飙发端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核心乃是“新文化”,五四新文化精神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灵魂。中国文学走到上世纪初叶,中国社会内部已发生巨大的历史性变化﹐古典文学已近尾声。人们的生活乃至思维方式、思想情感、心理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固有的古典文学模式已再也不能满足人们思想情感表达的需要。新的文学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不仅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科学民主思想﹐而且在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上都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在叙述角度﹑抒情方式﹑描写手段及结构组成上﹐都有新的创造﹐具有现代化的特点﹐从而与世界文学潮流相一致﹐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可以说,没有外国文学、文化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是无法想象的。在五四反封建及其意识形态遭到质疑的今天,在鲁迅——这样一个最彻底、最决绝的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者、否定者和精神斗士被赶出教科书的今天,在各类以发扬“国学”为名的历史糟粕沉渣泛起、妖孽横行的今天,以详实可靠的思想资料和实事求是的理论语言,肯定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肯定现代文学为中国的近现代社会创造了民族共同的想象空间,对中国近现代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凝聚、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无疑有着莫大的现实意义。

康德有一句名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他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是我们头上浩瀚的星空,另一个就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他们向我印证,上帝在我头顶,亦在我心中。”

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康德对理性意义的揭示。

在一个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时代,一切事物的价值,都被以增进了多少财富来衡量,思辨和理论的价值被轻而易举地否定。但人类文明史证明,这样的否定是可笑的。

理论的价值就在于它能使得我们从狭隘的当下的经验现实之中摆脱出来,迈入另一个无限开阔充盈丰富的时间的序列,与一切时代建立起精神联系。

这是我在洪华这部新著中读到的最大意义。


(本文为《生命意识与文化启蒙——中国现代文学专题研究》的序言。  

《文学自由谈》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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