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远清:研究台港文学的学术勇气和发现能力
2018-04-25

《台湾新世纪文学史》的独特理论品格

问:你原先研究大陆文学,记得当时你和当时的《文艺报》总编辑金坚范说过要写一部《〈文艺报〉史》,金总还赠了一些内部资料给你,不知这部书稿写成没有?

答:关于金总当年赠书,系遗下一朵黑色的回忆。之所以是黑色,是因为老金赠的这些书刊一直没有胃口开卷饕餮。我自1988年“下海”研究台港文学以来,已无暇顾及这本书稿了。


问:王维笔下纷纷开且落的木芙蓉,是如此绚烂迷人,却少为山涧外人知道。你在陆台港三地出版的《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台湾当代新诗史》《香港当代新诗史》《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命运亦相似。你受老师刘绶松的影响,写“史”似乎上了瘾,现在又盛开了一朵《台湾新世纪文学史》的“木芙蓉”。

答:鉴于我写的境外文学史之多,有人建议我改换门路,因为这些不成为“史”的著作,很容易被一些学者用后现代的非中心论进行解构。对拙著提出任何批评意见,我都表示欢迎,但不应由此认为“当代事,不成史”或否定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必要性。我这六种境外文学史,均是基于自己的史学意识和文学观念,对境外文学存在的一种归纳和评价,与现代性尤其是与现代的教学和学术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们都富有强烈的当下性与现实感,这除了与学术勇气有关外,还由选题所决定。当然,也与我的研究兴趣和评论取向分不开。


问:尽管《台湾新世纪文学史》是那样充溢着家国情怀和人性温馨,可有位资深学者看了此书校样后很不爽,他强烈反对用“史”命名,觉得不如用“现场”一类的词好。

答:这是很不错的建议,笔者为此动摇过,很想按他的意见改。不过,后来掂量了一下:“史”并不神秘,何况拙著前面有整体勾勒,有史的线索,有不少地方阐明了新世纪台湾文学与上世纪末的不同之处。不敢说拙著已全面总结了台湾当下文学发展的规律,但起码描述了新世纪文学的发展轮廓,其中也不乏对“两岸”框架下文学对象的经验总结。


问:当前不少权威期刊“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宁愿刊登很难下咽的高深涩的论文,也不愿意刊登像黄秋耘当年在《文艺报》上发表的理论性远比不上王元化,但能敏锐发现问题且见情见性的论文。你的台湾文学研究有点类似黄秋耘:缺乏深度阐发,但为新世纪台湾文学留下了值得忆念的众多印痕。

答:这“众多印痕”离不开我用力甚多的文学思潮、文学事件、文学论争、文学现象的研究。


问:你为何这样古董、古板,“用政治天线接受台湾文学频道”。你为何为什么不能像年轻学者那样祛除惯习的各类遮蔽,将文章写得“清远古韵”呀?

答:一些台湾作家在国族认同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倾斜。在只认“小乡土”不认“大乡土”的思潮洪水般泛滥、昔日光环炫目的“外省作家”正快速被边缘化的台湾,其文学就从来没有离开政治,用意识形态的天线去衡量大体没有错。需要说明的是,本人不是只用“政治天线”,还有审美天线、语言天线,只不过这些天线没有政治天线那么醒目罢了。


问:你企图穿越时光隧道,在新世纪的节点上,以历史文化的视角书写“台湾新世纪文学”,这能得到对岸的认可吗?

答:我就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过,我后来想:不管别人如何评说,走自己的路要紧。如何认识“台湾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在“文学时间”中的意义,比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讨论本更为复杂。作为大陆学者,更愿意把“台湾新世纪文学”中的“文学”看成关键词,而不是把可以借题发挥大做政治文章的“台湾”看作关键词。只有这样,才能探讨中国文学的重构与解构、分流与整合,以及全球化视野下台湾文学的本土立场究竟有哪些变化,所谓“激烈本土”与“包容性本土”真正的内涵是什么。


问:《台湾新世纪文学史》反映了台湾社会剧烈变化时期作家们的心路历程,特别是勾画了2000—2013年台湾文坛的风云变幻,不啻是一部别样的文学断代史。它除了开掘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新研究领域、对台湾新世纪文学首次作出厘清和定格外,还以前沿、前卫方式滑行于一切之上的书写姿态,而成为一朵独具色泽的“木芙蓉”。

答:《台湾新世纪文学史》以“文学制度的裂变”“诠释权争夺的攻防战”“风烛残年的中文系”“各具匠心的‘后遗民写作’”的学术勇气和发现能力,让该书有了一丁点儿的“木芙蓉”式芬芳,即独特的理论品格。此外,对于陈映真新世纪的左翼叙亊、以王鼎钧为代表的回忆录,还有“在台的马华文学”以及“数位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论述,我均以求是、求真之精神辨析,尽可能给读者展现一个不同于大陆的文学新天地。

开拓与创新

问:《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台湾的“海峡学术出版社”将其引进。此书先后获“全国台湾研究会”与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成果奖,由此初步改变了你长期隐伏于评论边缘地带的状态,真为你高兴。

答:《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以台湾文坛为主,把主要目光放在对岸,即作者明显站在大陆立场、用大陆视角写作。这部书鲜明的主体性还表现在它以年鉴的方式,引领读者从宏观视野了解两岸文学关系所走过的波峰浪谷的历程。拙著是从文学关系史切入的另类历史叙事,是一种非传统型的文学史。写作的着力点不在为作家作品定位,不以作家作品分析评价为主。在评述两岸文学关系时不局限于文学思潮的更替,还包括文学制度、文学生态和文学传播等项。在写法上,用整合方法将两岸文学融合到一块,而不是把台湾文学“吊在车尾。”


问:你写的众多境外文学研究著作,除《当代台港文学概论》属教材型外,其余均是属所谓专家型,你不惧怕市场的挤压吗?

答:专家型的文学史由于过于冷门,在教育界和以大陆为中心的当代文学研究界不占主流地位,以至这类书无法处于媒体的聚光灯之下,有时甚至变为无人理睬的孤儿,因而那位友人好话说尽后跟我泼了瓢冷水,认为我的台港文学研究即使搞得这样虎虎有生气,也与“沦陷”无异。可我不甘心自己的学术生涯就此“被沦陷”,我竟不顾身体的承受能力,日读万言日写千字,并不觉得厌倦和疲惫。如此说来,我真该感谢台港文学,是它使我多了一块精神高地,同时也应感谢对岸朋友送来的和自己采购的众多繁体字书刊。没有它们,我被市场挤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日子就不可能过得这么充实,就不可能感到精神上是这样富有。


问:当下出版的华文文学教材,都有一个庞大的编写组,而你的《当代台港文学概论》是迄今为止首部由个人完成而非“百纳衣”式的教科书。你这部教材与同类书有何不同?

答:此书系我近三十年躬耕于台港文学研究的总结:在强调台港文学是中国文学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同时,突出其地域色彩和不同于内地文学的殊相。把台港文学融为一体,而非把台港文学分割成两大块叙述。不满足于综述别人的成果,还在许多地方提出自己的看法,如《台港文学的特殊经验与问题》。《当代台港文学概论》当然不是文学史,但在某些方面仍具有文学史的品格。


问:叙述历史、评说历史难免受到时空的制约,理解历史、书写历史,更与语境有着极大的关系。这也许就是台湾学界对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为什么总是认同得少批判得多的一个原因吧。

答:的确,这是两岸研究台湾文学所采取的不同立场、视角、方法所致。他们对大陆学者尤其是所谓“南北双古”(另一“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古继堂)的不满,集中在台湾文学的定位及史料的误差上。现在经过20年的努力与开拓,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已进入沉潜期。作为以搜集、记录、整理、保存、研究台湾文学为职志的“南古”,我从不满足快节奏、“赶场式”的写作,但仍将以笔耕不辍的实际行动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

港台“当代新诗史”的“血性批评”风格

问:你一直奉行“私家治史”的准则,因而被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称之为“独行侠”。在上述七种文学专题史中,不少均引发过争议,其中哪本得到的龃龉之语最多?

答:写台湾新诗史那本受批评最多。正如一位台湾作家所说:“古继堂的《台湾新诗发展史》早已引发审美疲劳,怎么又来了一个姓古的,你烦不烦呀,你这两股(古)暗流!”故我有自知之明,在台版《台湾当代新诗史》书末写道:“这是一部不能带来财富,却能带来骂名的文学史。这是一部充满争议的新诗史,同时又是一部富有挑战精神的文学史——挑战主义频繁的文坛,挑战‘结党营诗’的诗坛,挑战总是把文学史诠释权拱手让给大陆的学界。”


问:台湾诗人洛夫 2012年5月14日从温哥华致信给你云:“《台湾当代新诗史》不论就史料的蒐集与运用、历史的钩沉与分析都能见到你的卓识、且敢于触及一些敏感的政治层面,实属不易,可以说不论大陆或台湾的诗歌学者、评论家,写台湾新诗史写得如此全面、深入精辟者,你当是第一人。”但这不等于说你的著作已走向雕刻式的厚重、凝定。

答:我就似永远在推着巨石上山的西绪弗斯,离预定目标的确差得远。写台湾小说史、散文史不会碰到许多麻烦,唯独写台湾新诗史引来的议论最多,这与诗坛圈子太多摆不平有关。有人说我的台湾新诗史写得率直而刚健,具有“血性批评”的风格,可台湾某些诗人不这样看,认为《台湾当代新诗史》送到废品收购站还不到两公斤。我听了后一点也不生气,更何况是“不批不知道,一批做广告”啊。      

在拉帮结派的文坛需要“学术警察”

问:你“回家卖红薯”后,不甘寂寞在东南亚、中囯台湾及内地的北大、复旦、南大、武大、北师大等高校作关于台港文学的学术报告和《青春作伴好读书》的演讲时,一再奢望自己有九条命,即一条命用来买书,一条命用来读书,一条命用来教书,一条命用来著书,一条命用来评书,一条命用来编书,一条命用来借书,一条命用来搬书,一条命用来“相妻教子”。你能否就评书“这条命”谈一谈?

答:我写的书评并非都是表扬稿。在上世纪末,我曾对某位权威人士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结题后出版的“巨著”纠错,再加上我曾挑战某文化名人,一家传记文学刊物介绍我时,便直呼我为“学术警察”!


问:乍看“学术警察”这个词,以为姚文元又卷土重来了,其实,“学术警察”与姚文元打棍子应该是两回事吧?

答:“学术警察”一词,出自哈佛大学教授杨联陞之口。他认为学界及师友间应“互为‘诤友’——互相敬畏,互相监督,互相批评”。他说,在此意义上,我们需要各种“外在的以及内在的‘学术警察’”。向名人纠错,无疑需要学术勇气。正如陈平原所说:在这个急功近利的年代,在拉帮结派的文坛,“学术警察”不仅没有成为榜样,反而常常遭受误解,并被迅速边缘化。关于我当“学术警察”的文章,前年写了一篇批评内地某名刊《令人吃惊的常识性错误》的文章,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今年又写了批评另一内地某名刊的文章,发表在《文学自由谈》。


问:你这位华发苍颜离耄耋之龄不远的“老古”,真可谓又老又古、又古又老。你还能像英姿勃发的青年时期一样,找到新的学术生长点吗?

答:我从不觉得自己“老”,只是年龄“大”一点而已。“老”使人联想到老朽和老弱病残,而“大”与大有作为、大展鸿图、大器晚成相连。我这位老而不古、古而不老的“70后”,还想写一本《台湾查禁文学书刊史》呢。


(《文学自由谈》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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