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青:天下才子半流人
2018-04-13

古代的中国文人,极看重行走与创作之间的内在关联,因而特别将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的重要性并列在一起,仿佛此二者才是文人创作的入门条件与不二法门,之后方有下笔如通神的灵性与决绝。读书这事儿的重要性嘛,咱就不用说了吧;而行走嘛,于古代中国文人而言,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系主动,一种乃被动。所谓被动,便是贬黜与流放。比之前者,后者对文人内心的触动以及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力无疑更大、更重要,同时也更深远。

王昌龄当年被流放的原因,史料谓之曰“不护细行”,意思嘛,也就是说有人认为王昌龄这个家伙“太不拘小节了”。大家都知道王昌龄是中国边塞诗的领军人物,有“七绝圣手”之美誉。为了谁在坊间影响力更大的问题,他曾不止一次与王之涣、高适以歌女吟唱谁的诗多为由轮流付酒钱,由此也可感知其豪放的一面。他一生两次被流放,都与他的“不护细行”有关。对王昌龄这样的文人而言,流放无疑属于“痛并快乐着”,他一方面舍不得长安城的繁华与热闹,一方面又借此与更多地方上的文人、隐士、僧道以及官员结交,乃至于朋友遍天下。公元739年,王昌龄被流放岭南。他一路遍访名山大川,于襄阳见到之前慕名已久的孟浩然。孟浩然当时正患疽病,原本就要痊愈了,据说因见到王昌龄实在高兴,不仅破戒喝了大量的酒,还吃了海鲜,并乘着酒兴写了《送王昌龄去岭南》一诗,没想到事后痈疽病症复发,竟就此过世。王昌龄十分悲痛,原本要去金陵,却南去了巴陵,于是遇到了李白。当时李白也正在被流放夜郎的途中,二人一见如故,盘桓多日。临别,王昌龄作《巴陵送李十二》一诗送李白。一年后,王昌龄得赦,高高兴兴地赶回长安。可他屁股还没有把长安的板凳坐热,就再次因自己的口无遮拦而被流放至湖南龙标。李白闻讯后,专门写了《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王昌龄乐观,去龙标不仅带去了中原的蔬菜种子,在流放地推广中原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还教人读书、办了许多诗社,引导当地人吟诗作赋,以至于人称“诗荒开遍夜郎西”。

白居易的老娘去世,据说是因为看花落井而亡。于是有人说,白居易的老娘都掉到井里死了,而他却还在写赏花和与井有关系的诗文,这样的人实在不该在朝中任职,于是白居易就被贬为江州司马。江州系今日九江,那时候的九江还属于偏僻之所,他的挚友通州(四川达州)司马元稹闻讯后曾写下了《闻乐天授江州司马》一诗,所谓“垂死病重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可见当时流放令人之揪心。然而就在流放江州期间,白居易几乎完成了他一生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包括《琵笆行》《与元九书》等,尤其是《与元九书》乃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后白居易又被放四川忠县,按说比九江还要路途遥远,但他却是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沿长江而上的,一句“鸟得辞笼不择林”便可一窥白居易彼时的愉悦心情。因白乐天的到来,原本荒僻的四川忠县亦很快成了文风繁盛之地。

与其他被流放的同时代文人相比,刘禹锡是个特例,因他被流放的地方特别多,先后被贬湖南朗州、广东连州、四川夔州、安徽和州等地。刘禹锡流放朗州达十年之久,期间他一边在当地办学授课,一边与流放到湖南永州的柳宗元相互通信打气,倒也算“既来之,则安之”了。终于等到了被朝廷赦免召回的那一天,或许是实在太高兴了,刘禹锡一回到长安便写了一首名为《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的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旋即被朝廷中有人认为是“暗含讥刺”,刘禹锡因而被流放夜郎播州(今贵州遵义)。同被赦免回到长安的柳宗元听说后,立马上书道:“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刘禹锡)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朝廷似乎觉得有理,于是又将刘禹锡改为流放广东连州。后刘禹锡母亲于流放地广东连州去世,刘禹锡奉灵柩北返,至湖南衡阳,听到柳宗元于同月去世的消息,“惊号大叫,如得狂病”,遂写下了中国古代散文史上感人至深的两篇长文《祭柳员外文》《重祭柳员外文》。

李白原本是没有被流放的资本的,这与他始终没有进入权力中心有关。但被“赐金放还”的李白因为不甘心于自己从此远离仕途,便投到了造反的永王麾下。没成想跟错了人、站错了队,永王兵败,李白也被下了大狱,后改判其“长流夜郎”。于是李白在他58岁那年开始了他的流放之旅。前往流放地这一路,李白可谓是一次光耀中国文坛的辞赋之旅。他先武昌,再洞庭,又湘西,四处都留下了他的诗赋与逸闻。那时候的官员也可爱,明明来的是一个被贬黜的文人,不光好吃好待,还争着抢着让李白多住些时日。于是,单是去程,李白在路上就消耗了大约七八个月的时光;他的“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诗句的含义显然不止是感叹时光流逝那么简单。这七八个月的时光对中国文学史非常重要。倘使没有这次流放,李白与他的粉丝们也难以如此近距离相见,更不会留下那么多别有意味的诗篇,就连杜甫都因李白的流放而写下了《梦李白》《天末怀李白》等篇什。至少有四五个省因李白的“长流夜郎”而留下了各式各样的“李白旧址”。李白在流放地呆了有两年多时间,便遇上了全国性大赦。诗人欣喜若狂,回程一路的诗作与去程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公元762年,据说李白在安徽醉游采石江的时候,因为兴之所至入水捞月而死。晚于李白不长时间的唐代诗人项斯有诗为证:“夜郎归未老,醉死此江边。”醉死,无疑算得上是文人最好的死法之一了吧!

韩愈与柳宗元都是大诗人,与元稹、白居易被人并称“韩柳元白”,被封为一代文坛宗师。然而,韩愈跟柳宗元却不是一条道儿上的人。韩愈是保守派一边的,柳宗元是改革派一边的,二人只要碰面就抬杠,闹得脸红脖子粗,但这倒没妨碍他们成为好朋友。柳宗元死后,韩愈甚至还收养了他的孩子。这令人想起在他们二人之前,魏晋时的竹林七贤,嵇康与山涛绝交,还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就怕全国人民不知道他跟山涛撕破了脸。可到后来,嵇康被问斩前,却把儿子托付给了他已经与之绝交的山涛。古代文人的处事方式的确与众不同。

还说韩愈跟柳宗元。二人在朝廷里貌似政敌,却都没能逃脱被流放的命运,而且是差不多同时期被流放,一个被流放到广东潮州,一个被流放到广西柳州。他们的区别在于,韩愈是头一次被流放,而柳宗元是第二回了。那是一千三四百年前,潮州跟柳州往好了说也未必能赶得上我们现今的五线小城镇,两个爱呛火抬杠的文人差不多同时被抛入了各自人生的最低谷。然而,你看他们二人这个时期相互往来的诗文,却极少谈到他们各自的失势与不如意,倒是大谈人生理想以及两广美食。说美食其实很牵强,那时候显然还没有如今以生猛海鲜为主打特色的粤菜菜系,两广地区甚至连二人早已习惯的猪肉牛肉这些肉类都很难吃到,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喜欢上了吃蛙肉。尤其是柳宗元,吃青蛙甚至吃出了许多心得,他一方面书信与刘禹锡谈人生,一方面鸿雁往来和韩愈论美食。韩愈后来则是吃海鲜吃上了瘾,他写了一首《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寄给长安他的粉丝,不仅仔细描述了他在广东见到的许多稀奇古怪的食物,而且还讲解了他刚学到的一些生物学知识。

再来说说宋代的苏东坡与秦观。从公元1079年苏东坡移知湖州开始,老苏的被贬就成为了他人生的一种常态。黄州,常州,广东英德,广东惠阳,海南琼州……苏东坡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其实都是在各种颠沛流离之中度过的。不得不说苏东坡其为人的宽广胸怀。他一路被贬到广东惠州,那个时候广东尚属蛮夷之地,什么也没有,即使如此还能“日啖荔枝三百颗”,何其乐观!在广东惠州的时候,苏东坡写下了“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他还写信给友人:“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并附上“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等诗篇。这些篇什传到朝廷,当时的掌朝者章惇道:“苏子瞻尚尔快活。”于是老苏立马又被贬为琼州别驾,前往海南岛。《宋史》言海南“非人所居”。正是这个“非人所居”的海南,却让苏东坡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悔”的诗句。仅仅数年后,海南便出现了“书声琅琅,弦歌四起”的景象,海南文士还结成了“桄榔诗社”,此被称为海南文化的发轫团体。

苏东坡与秦观亦师亦友。当年29岁的秦观在两淮游历,于彭城见到了他最为崇拜的苏东坡,于是乎写下了“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苏东坡对秦观的才华也大为赞赏。在苏东坡的鼓励下,秦观同学发奋读书,连考三次,终于在他37岁那年考取了进士。没成想其后来之命运与苏东坡也十分相似,被贬流放,先长沙,再郴州,再广东横州,后广东雷州。秦观在性格上柔弱,内心不如苏东坡强大,苏东坡就从海南写信至雷州鼓励秦观。在雷州,秦观写下了大量吟咏当地民俗风光的诗文,并教授当地人文化与生产知识,他与苏东坡后来在雷州相会,二人百感交集,并相约“齐生死,了物我”。

宋元以后被流放的文人其实也非常多,但最著名的我以为当属王阳明无疑。王阳明被流放完全是因为他得罪了当朝的大太监刘瑾。他当时是被流放到贵州的龙场驿做驿丞。驿丞嘛,实在是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吏了,即便如此,因知道刘瑾为人之狠毒,所以王阳明被流放的时候“日夜南奔”,生怕刘瑾派锦衣卫的人追来刺杀他。

贵州的戍所可谓苦不堪言。日夜兼程终于赶到了贵州龙场的王阳明,当时就写《杂诗》三首,其一云:“危栈断我前,猛虎尾我后。倒崖落我左,绝壑临我右。我足复荆榛,雨雪更纷骤。”因为根本就没有可居住的房屋,王阳明只好结草庵以居之,至此,“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便“日夜端居默坐,澄心静虑,以求诸静一之中”。据说,他这样长期端居默坐,一天夜里,忽然高兴得雀跃欢呼,“从者皆惊”,原来他已“大悟格物致知之旨”,认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也就是说,“圣人之道”存在于每一个人的人性里,即每一个人的心里,向外部事物去寻找是错误的。于是他创立“心学”,称“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并写成《五经臆说》一书,为后世留下了中国古代哲学里的“阳明学派”,甚至被后人尊崇到与朱熹并列的位置。完全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流放贵州龙场的经历,在京城养尊处优的王阳明是不可能有如此之“顿悟”的。

普希金的名篇《致西伯利亚的囚徒》最初是为流放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而作的,后来就成为所有流放西伯利亚者共同吟诵的诗篇。1849年4月23日,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因牵涉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而被捕,并于当年11月16日执行死刑。在圣彼得堡谢苗洛夫校场,他都已经被穿上了白色的尸衣了,士兵们也已经举起了射向死刑犯们的步枪,然而在行刑之前的一刻,有人急火火地拿来了沙皇的最新“指示”——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改判为流放西伯利亚。我很难想象,这些被从木桩上解掉绳索的死刑犯在那一刻会不会集体疯掉,当然就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况且他原本就患有癫痫症。在西伯利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发生了巨变,同时癫痫症发作也愈发频繁。1854年他被释放,但是要求必须在西伯利亚服兵役。1858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升为少尉,从此可以有自己的时间来思考与写作了。从假处决事件到西伯利亚服刑这十年时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最重要的转折,他开始反省自己的文学观念与文学写作,并开始笃信宗教。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一系列重要的作品应该全部来源于他被流放期间对人类命运和宗教哲学的再思考。18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准返回圣彼得堡,次年他便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部作品可以被看作是他前后期文学创作的过渡性作品,既有前期的对社会苦难人民的描写,又带有后期的对宗教与哲学的深刻认识。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准备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部。2月9日那天,他在写作的时候,笔筒不小心掉到了地上,而且滚到了柜子底下。他在搬柜子的过程中,因为用力过大,导致血管破裂,当天便离开了人世,弥留之前他要求妻子为他朗诵《圣经》。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执行死刑的前一刻被改判流放差不多,几年之后的1864年5月,有个文人被押至圣彼得堡梅特宁广场示众,处以残酷的假死刑,这个人便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他后被改判为流放西伯利亚,在伊尔库茨克盐场劳动,之后又被转送到卡达亚矿山。两年后,他被押到亚历山大工场做苦役。7年苦役期满后,又延长其苦役期,转押到荒无人烟的位于东西伯利亚的雅库特和维留伊斯克地区,继续流放,前后长达21年之久。被流放前,在彼得保罗要塞囚禁期间,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创作了长篇小说《小说中的小说》,以及一部未完成的中篇小说《阿尔费利耶夫》和一系列短篇小说。在漫长的流放生涯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坚持创作小说和撰写随笔,但其中保存下来的只有一部长篇小说《序幕》。流放的经历,使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重新思考人类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晚期他曾撰写《回忆屠格涅夫与杜勃罗留波夫的关系》《人类知识的特征》等文章,对自己年轻时候的许多观点进行了某种形式的反思。1889年6月,他被准许返回自己的故乡——温暖的萨拉托夫。在故乡,他自称自己是流亡者中的幸存者。仅仅4个月后,车尔尼雪夫斯基便因脑溢血而离开了人世。

二战中的苏德战争爆发后,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曾任炮兵连长,在前线两次立功受奖。1945年2月,索尔仁尼琴在波兰前线给自己的朋友写了一封信,因信中出现了“那个蓄着络腮胡子的人”以及“主人”和“老板”等词汇,被当时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8年劳动改造。索尔仁尼琴1953年3月获释后,便开始了在中亚哈萨克斯坦的流放生涯。他先后在位于哈萨克斯坦的数个劳改营里劳动。在一个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特别劳改营”里,他从事采矿、制砖、铸造等多个繁重工种。在位于埃基巴斯图兹的劳改营,他创作了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正是长达数十年的劳动改造和流放生活,铸就了一个作为思想家和思考者的索尔仁尼琴。他的作品绝不单单是单纯泄愤抑或控诉性质的揭露黑暗与苦难之文字,他始终要探讨的都是人类何以“会如此”、世界该“怎么办”等等形而上的问题。随着《古拉格群岛》《癌症楼》的相继面世,索尔仁尼琴旋即被流放出了自己的祖国。1974年2月25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索尔仁尼琴被拍成像卡什镜头下的海明威那样:脸颊的线条坚毅而粗犷,面部稀疏的白色胡茬和沧桑的皱纹,令他像一头老狮子。内文文章的副标题是“从艺术家到流亡者”。美国人的初衷,是认为索尔仁尼琴只是讨厌极权主义,但有一天,美国人却惊恐地发现,索尔仁尼琴对资本主义和封建的极权主义几乎一样保持着严厉的批判态度。在一次受邀出席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中,他在演讲中并不认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有着什么普世价值,他称西方已经陷入了庸俗的物质消费主义。这样的言论让美国人极为尴尬。1998年,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颁发给索尔仁尼琴国家奖章,索尔仁尼琴却为了抗议叶利钦的“毁灭性国内政策”而拒绝接受。直到2007年,索尔仁尼琴才接受了普京亲自去他家颁发给他的国家奖章。作为一名流亡作家,索尔仁尼琴的流亡生活于他而言并不是一个可资展示与控诉的卖点,而是让作家更加深刻地认清人类命运荒谬与无常、生命价值高贵与渺小的现实舞台,这也是他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批判精神、从不为某种利益或权宜而低头的缘故。

一战到二战期间的德国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作家流亡潮。最先离开德国的不是政客,更不是土豪,而是作家。因此,“流亡文学”成了那个时期德语文学的最重要的表现特征。先后出国流亡的德语作家约有1000余名,其中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德语流亡作家就包括了贝歇尔、本雅明、布莱希特、雷马克、亨利希·曼、克劳斯·曼、托马斯·曼以及阿·茨威格等。在这一大批流亡作家中,后来有一部分人由于对国家前途失去信心、感觉看不到出路而自杀,如本雅明、茨威格等。有一部分人则加入了居留国的国籍,如德布林、楚克迈耶尔、雷马克、托马斯·曼等。最先感知到德国纳粹对人类文明戕害的是德国作家,在二战期间始终选择不与纳粹有一丝一毫合作的也是德国作家,他们因此而不得不进行自我流亡。同时,德国“流亡文学”所形成的强大的文学冲击波,也深深地震撼了当时的世界文坛,其影响力至今依然存在。

文人曾被认为是最柔弱且无力的一群,然而,在人生的逆境中,在无常的命运里,却是这些人创造了文化的奇迹、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是这些人坚守了人类良知的底线。反观那些皇帝,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无论是南唐后主李煜、宋徽钦二帝,还是因支持战争而被流放到国外的意大利最后一个国王翁贝托,他们忘不掉的是自己昔日的荣华富贵,不能放下身段面对现实。像李煜,干脆“日夕以泪洗面”,看他的词,那简直幽怨到整个人都快不行了。还有那个被金人掠去的宋钦宗赵恒,更是“时时仰天号泣”,搞得他父亲宋徽宗都看不下去。二帝被金人掠走的一行共计一千四百余人,剩下有名有姓的只有几十位,这固然有被金人迫害的因素,但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昔日的王公大臣)既无法忍受北国的寒冷萧瑟,更不能放下身段迎接甚至改变现实,他们缺少的恰恰是像苏东坡那样“九死南荒吾不悔”的气度与洒脱。西方的官僚贵族们也一样。十月革命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沙皇时期的行政长官们,自杀率极高;而在斯大林时期,著名的劳改营地——荒凉的索洛维茨岛上,最先无法忍受艰苦环境而倒下的是那些曾经养尊处优却在残酷的权利斗争中失势的昔日官僚们。

流放从来都不是一种正常的人生进行时,但于文学而言,于作家来讲,我们今天能够记住的刘禹锡、柳宗元以及苏东坡的那些金词锦句,差不多都是他们在流放期间所创作的,更不用说像王阳明那样开创了中国古代哲学新领域的被流放的文人了。而像索尔仁尼琴那样,无疑是流放造就出了一个原本很可能不是作家的大作家。这难说不是印证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显然是一种力量,更无疑是一份担当。

 

(《文学自由谈》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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