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明:如今的文学江湖
2018-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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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文学江湖,成了一个名利场。一些不入流的写作者,削尖了脑袋,利用各种机会,极尽各种手段,想千方设百计,绞尽脑汁也要混进场子里去。去干嘛?沽名钓誉,出人头地。一些人深知,欲达此目的,先要争得一顶作家的桂冠——虽然,如今作家的名号已然大大贬值。

如今“作家”一抓一大把。一些自称“作家”的人,虽然也常有“作品”面世,但这个“世”,并非国家、省、市那些具有一定准入门槛的正式刊物,更多是没有门槛、无需审查的互联网、手机微信公众号上,或者是一些不入流的小报、小刊。

当作家,怎么也得出一两本书吧?现在的人,似乎都不差钱。在正经刊物上发不出作品?没关系,书却是一本接一本的出,就像有些烟鬼,烟一根接一根地抽。这些人出书往往是个人出资,或有人赞助。出书之后,立马成为“少年作家”“美女作家”“官员作家”“商人作家”……但随便翻翻那些“大作”,又有多少文学性或文化含量呢?

浮躁的社会,制造出浮躁的写作者;浮躁的写作者,反过来更加剧了社会的浮躁之风。

曾经看到或收到一些个人出资的书,老实说,能达到一定审美层次、可称之为文学的书很少。不少以小说散文名义出版的书,仍停留在自说自话、渲染“励志”,炮制“鸡汤”的层面,津津乐道于与生活平行的个体生活经验,甚至习惯于从私我情绪出发,去演绎一个个浅薄的道理。

说到底,“出书热”的背后,乃是一种浮躁风所致。在这样的风气熏染下,佳作阙如,庸作充斥。这种书的“新常态”常常是,刚从印刷厂出炉,没被拆封就被直接送去造纸厂打浆。

一些出书达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一本书。没过几年,就能抛出七八甚至更多本书,乃以“高产作家”“著作等身”自诩。在笔者生活的城市,不乏这样的“高产作家”,他们一般都不差钱,也有写作的夙愿和狂热,但就真正的文学写作而言,乃是夏虫与冰块的关系。他们虽然接二连三地出书,诗集、散文集、长篇小说都有,但说得“狠”一点,书出得很热闹,但就是与文学、文化没半毛钱的干系。

其实,沽名钓誉也好,出人头地也好,这些都没问题,也无可厚非。问题是,不少匮乏写作才华且又不自知者,总想通过旁门左道、歪门邪道来达到目的,就有些“功夫在诗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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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文学江湖,几成一个大酱缸。跑马圈地者依仗手中掌握的那点权力,把这个大酱缸搅得乌烟瘴气。一些文学机构、组织的头头脑脑们,将其所管辖的组织机构,比如这个协会那个研究会之类,作为沽名钓誉的载体,当成跑马圈地的利器。一些文学组织的大小老板们,以及一些虽然没有文学组织的头衔但手头阔绰的附庸风雅的人们,最热衷的便是文学研讨会、新书首发式、作品发布会等等。这些人心里门儿清:权力和金钱作为资本是聚拢人员、人心的发动机,文学圈里的一些人貌似清高,但难逃市侩。

可以说,现在许多作家、作品的声名鹊起,很少能离开炒作。而且,越是有本事烧钱,就越能闹出动静来:动员媒体,邀请专家,组织研讨,舆论轰炸,制造文化新闻,操纵网上“水军”发贴打分,安排“粉丝”制造热度,首发式上载歌载舞、人声鼎沸……这一切都是缘于当事人、受益者的设计和投入,说白了就是权力或金钱在推波助澜。

现如今,资本绑架剧本,钱权压倒一切,其所到之处,豪气干云,所向披靡,在文化领域里扮演越来越权威的角色。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跑马圈地的牛人们,能让业界领导、媒体记者以及他们所喜欢、所信任的那些居于各个阶层的吹鼓手、抬轿夫等等,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地集结于自家的麾下,济济于殿堂。当然,免不了好吃好喝、推杯换盏、红包伺候,为的是之后的报刊舆论连番轰炸,为日后的评奖制造舆论、夯实基础。

文学原本是一个高雅的事物、一个才华与智力的竞赛场,胜出者是因为参赛者的才华和创造所致。现如今一些人却在文学的名义下,在公正的名义下,进行着见不得阳光的关系疏通和运作;一些在文学江湖坐稳了舱位的权力者,打着文学的旗号,将经过伪装了的荒诞与谬误呈现在天真的作者和读者眼前,精心上演着一幕幕《儒林外史》般的“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的讽刺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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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文学江湖,俨然一个大炒锅。作品研讨会是炒作的载体之一。这些年,在研讨会上,常能看到各种风格的发言者。这些发言者,都是主办单位邀请来的,每人都有“两把刷子”,都不是空有其名的尸位素餐者。然而,他们的表现却是各有不同,其中有一种人,乃是打无准备之仗,临时抱佛脚,现场草草浏览一下作品,随便在纸头上划拉几笔,即在众目睽睽之下开评,高谈阔论,云天雾地,言不及物,也不及义,看似侃侃而谈,实乃卖弄口技。一次,在某作家作品研讨会上,一评论家弄巧成拙,明明被研讨人的作品是传统现实主义写作,他却说是“现代主义手法的成功运用”。还有一次,另一评论家把一名惯于现代主义写作的作家,说成是现实主义回归。

现在的研讨会过多、过滥,而且,越是高规格研讨会,就越是“大呼隆”——半天时间,发言者可以多达三四十人,而专家发言时间非常短促,每人也就七八分钟,根本无法对作品进行深入剖析充分评点。有关方面真的是把开研讨会当成了“办喜事”,用“冠盖云集”形容可矣。再而且,现在的作品研讨会,多是一片颂扬声。即使出现难得的批评,媒体出于出版商、主办方和作者等多方利益需要,往往采取过滤式报道,“好听的”留下,“难听的”芟夷,少有能做到将整体研讨内容客观完整地呈现。

现在的文学研讨会,较之上世纪80年代的真诚、自由,已经严重变味。最触目惊心的是行政化、“官场化”倾向。主办方把官场会议的“游戏规则”完整复制,邀请领导出席,制定会议程序,精心排列座签,安排发言次序,甚至事先写好通稿,便于媒体宣传。研讨会例行的规矩是,第一板块是领导讲话,发言时间基本不限,往往时间耗去大半,研讨还未入题;第二板块的专家发言,也是从大到小依序进行,而发言时间则有所限定,又由于前面的领导讲话已定下基调,专家只能简略讲自己的主要观点,或临时改变自己的见解,而不少打算发言的专家已没有了机会;最后是作家本人谈感受,他只能连说几声“谢谢了!”

谓予不信,不妨读读《业已变味的文学研讨会》(《文学自由谈》,2010年第6期)一文。在此文中,作者段崇轩提及他参加的一位作家作品研讨会:主席台很拥挤,有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的在职和离休领导,有数任省作协的主要负责人,有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等,密密匝匝有十多位,清一色的副厅级乃至副省级以上干部;而研讨会的主角——小说作者,尽管当过省作协副主席,又是资深的一级作家,却因不是副厅级,只得忝列主席台末位,可大半个身子被搁在台子之外。其实,在主席台就坐的,有好几位是该作家的晚辈,一直都尊称他为“老师”,但此刻却坐在他的上首——如此这般严格效仿“官场规则”的做法,是否有点不大合乎人情世理?是否有违“艺术民主”和“学术自由”?如此“官场化”的研讨会,如此促狭的几个小时,又能研讨出什么呢?

此种现象,借用人类学理论的表述,与其说是一种文学学术安排,毋宁说是一种典型的“身体政治”安排。按照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观点,在这种“身体政治”秩序中,微观权力早已潜移默化地渗透至活动参与者身体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使身体全面笼罩在一个知识教化和权力干预的区域内。福柯的论述,向人们展示了社会当中的各种组织和制度都围绕着身体展开争斗,都对身体进行随心所欲地规划、摆弄。

近年来,这种散发着“身体政治”异味的文学作品研讨会几成常态,由此获利者也不计其数,文坛俨然演变成了由主导者统治的按照一定方向发展的文学市场。君不见,某位因跑奖出名的诗人据说就是用银子开路,用酒肉结交,从而搞定诸多专家学者,为其说好话,唱赞歌,相关作品研讨会想啥时开,只消打一通电话即可安排停当。

深谙文学江湖上暗道机关的跑马圈地者,甚至罔顾事实,有意遮蔽创作真相,东说成西,北讲成南,坏说成好,好说成坏。何以如此?原因无他,就是他们手中掌握着一定的组织、管理、经费乃至话语等等权力。

与此同时,一些评论“大咖”们则时刻准备着,一旦有人召唤,他们就会乐此不疲,走南闯北。到了现场,匆匆扫上一眼作品,快速准备发言提纲,然后口若悬河如吐莲花。一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云: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当有人把真实的东西当作虚幻的东西来看的时候,那虚假的东西甚至比真实的东西显得更真实。反之亦然,把不存在的东西说成是存在的东西时,那捏造的事实甚至比存在的事实更显得真实。所谓谎言重复一千遍也能变成真理,此之谓也。


4

如今的文学江湖,成了一个酱肉铺。评奖标准的五花八门、混乱无序,变成供一些投机者伺机“割肉”的“问题秤”。各种各样的评奖名目繁多,而以鲁迅名义命名的那个文学奖名声最差——争议不断,诟病不轻,尤其是诗歌奖,什么羊羔体、仿古体、跑奖诗人等等,丑闻连连,疑影重重。

任何评奖,要让所有人满意是不可能的,绝对的公平也是难以做到的。但现在即便是相对公平,也如盲目登山一般很难做到了。以相对严谨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为例,有评论者认为,它对“体制”的超越性是不够的,没有跨越年龄、阅历、规则、美学表达上的全新力量。这些获奖作家作品在消化和转化大历史与当代精神方面,其表现依旧是孱弱的。对格非和苏童两位先锋文学代表作家的获奖,似乎无甚异议;他们代表着一个时代,几乎就是中国先锋文学的代言人,随着他们的获奖,可以说一个神话的时代结束——尽管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苏童的《黄雀记》并非两人所有作品中最出色的。但王蒙《这边风景》的获奖就不一样了,争议较大。何也?辄因《这边风景》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旧作,不仅不能体现作者的创作水平,甚至还带有明显“左”的硬伤——这样的作品也能获得“茅奖”,真不知道评委们是怎么想的?这就导出一个问题:向以严肃、庄重著称的茅盾文学奖,它的标准是什么?难道不是以作品定乾坤吗?难道是要看参评作家的资历、作品的多寡和地位的高低吗?在我看来,与其让《这边风景》获奖,不如把奖颁给同样入围的其他作品,比如庞贝的《无尽藏》。但何以口碑、影响巨佳的《无尽藏》,却敌不过《这边风景》这样一部浩劫时期的“左”迹斑斑的旧作?人们有理由怀疑,那些曾经把最美好的评语给予《无尽藏》的评论家们,换一个场合就翻脸不认,把它剔出“茅奖”,这种做法,是否可用“虚伪”冠之?

茅盾文学奖这样的大奖尚且如此,地方设立的各种名目的小奖就更奇葩。一次,有朋友告诉我,其所在城市曾举办一个文学评奖活动,评委由该市各级作协有头有脸的人物组成,加以省城乃至京城请来的几名评论“大咖”。评选结果一公布,底下一片哗然。何以故?却原来,一等奖获得者乃是本市一行政领导,二等奖获得者两名,一位是外省著名作家,另一位是作品写得令人实在不敢恭维的初出茅庐的女作者。在之后不久的某个文学活动上,笔者无意中与一名文学杂志编辑同坐一桌,据该编辑透露,那名摘得二等奖的女作者写作本事虽不大,但跑奖的本事不小,此人的能量,已然是“文学圈内人人皆知的半公开秘密”了。还有一事值得一提,某市有个政府机关的处长,也是个业余写作者,一次该市文学评奖之前,这位“处座”为了能拿到奖,居然不厌其烦地逐个给每位他所能想到的有可能做评委的那些人打电话,请他们“多多关照”。后来,他果然获得一等奖……


5

如今的文学江湖,几成一个老虎机。一些作者辛辛苦苦写稿应得的一点稿费,却被不明不白地拖欠乃至“吃”掉,庶几成为每一个作者都曾经历过的糗事乃至噩梦。一般而论,一个“码字工”的稿费收入,很难与企业家、艺人、权力者们相比。在此意义上,手中握有发稿权、出版权的媒体编辑及其负责人,理应将人文关怀给予那些“码字工”群体——他们太不容易了。这些辛勤的作者,积年累月,日复一日,痴心不改,持之以恒地写稿、著书,不管稿费是高是低,也不论稿费按时支付还是因故拖欠,甚至往往稿子见报、上杂志、被播出以后,有关媒体既不寄报刊,也不书面或口头通知,更遑论寄来稿费。有些媒体编辑对待投稿作者的态度是,你的稿件我给你编发出来,就是很关照你了,你还指望我给你发通知、寄刊物、寄稿费?也太不知趣、太不识相了吧?

犹记得“读研”期间,笔者不时写点评论、小说之类,作品也偶见于报刊杂志。有一回,我有一篇八千字的评论发于一家地市级文学杂志。事后,我向责编询问稿费。他说稿费已寄给你。我遍查不着,再问,人家就不高兴了,说你再查。再查,确实没有任何迹象可证他已将稿费寄出。于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编辑得罪他,又上门追问。当时他正在开会,为在单位领导部下一干人面前保住名誉和面子,老大不情愿地从衣袋掏出两三张皱巴巴的十元钞票,打发叫花子一样,连连挥手说“快走快走,我再也不想见到你……”真是大白天见了活鬼,这话明明该我说。

还有一次,笔者一篇文章被某省杂志采用。还算不错,杂志如期寄来,但稿费却如泥牛入海。过约大半年,打长途电话询问,对方答非所问道:“我父亲病了。”笔者一愣,一时不知该说啥好,整个人像负罪似的:人家的父亲病了,你还讨什么稿费!你应趁机说上一句:稿费不要了,您就买点水果营养品,权当代表作者慰劳您的生病父亲罢。但转念一想不对,明明是你当编辑的拖欠作者稿费,作者无奈之下厚着脸皮硬着头皮向你讨要,你却搬出老爸生病这副挡箭牌,什么意思嘛?所以,笔者继续追问:稿费到底寄出了没有?那名编辑知道逃不掉了,只好乖乖地将稿费寄来。当然,为此得罪下了这位编辑大人,以后再也没有勇气给他主政的杂志投稿。因为事情已经很清楚,再投肯定是石沉大海。

有个外省作者在一家报纸文艺副刊连载小说。小说连载结束之后近一年时间,作者都未收到稿费。慑于执行主编的发稿权,作者几次三番小心翼翼地打电话询问,得到的答复都是含糊其辞,最后执行主编干脆不接他的电话。作者一气之下,将那名执行主编告到该报社纪检监察部门,这才讨回了那笔不菲的血汗钱,而那名执行主编也因此受到应得的行政处分。

实际上,作者被拖欠版税或稿费之事由来已久,大有成为“顽疾”之势。不少通过小型出版公司或书商出版过作品的作者,都有过“被拖欠”的经历。深圳一作家就曾声讨北京某图书公司拖欠其稿费,还曾就此事致信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北京市委宣传部监察室、北京海淀区公安经侦队、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并撰文介绍事件来龙去脉,最终才将稿费全部追回。该作家追讨稿费是通过舆论施压途径得以解决,但这样例子毕竟是少数。

相比之下,有些作家为讨要稿费和出版公司“对簿公堂”,则更加劳心劳力。作家阎连科几年前也曾状告某业务火爆的出版社,在当时引起轰动。阎连科称,该出版社出版其长篇小说《丁庄梦》,不仅稿费迟迟未给,就连承诺捐赠艾滋病村的5万元也没兑现。阎连科讨要稿费时,《丁庄梦》一书责编对不付款原因做出如是解释:“(此书)题材敏感,影响到宣传和发行。”阎连科一怒之下,委托律师向法院起诉了出版方。这对于当时风头正劲,拿下余华《兄弟》、易中天《品三国》等畅销作品的该出版社而言,如此拖欠稿费,真是令人无语。

阎连科遭遇拖欠版税的事件决非个案,其他一些作家也未能幸免,比如莫言、叶兆言、李锐、韩东等等,都曾有过被拖欠版税或稿费的憋气经历。被拖欠稿费,几成众多作家“头疼”的事情,作家魏微就说:“索债比写作更辛苦!”

行文至此,就“江湖”一词再啰嗦几句。江湖,乃春秋时期道家发明的用词,在中国文化中有多重引申含义。江湖的本意是指广阔的江河湖泊,后衍生出与江河湖泊并无关系、亦非一个实际存在的场所。《庄子·大宗师》有言:“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后指远离朝廷与统治阶层的民间,也泛指不接受当权控制指挥和法律约束而适性所为的社会环境。在许多中国文学作品中,尤其武侠小说中,江湖则是侠客们与草莽英雄们的活动圈,有时甚至是黑社会的代称。如今,江湖一词已然演变成多义或特指的用语。

文学江湖何以如此,真是个难解的谜……


(《文学自由谈》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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