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好学近乎智
2018-04-13

感谢历史文化学院的邀请,让我这个老学生,趁山西大学校庆之际,回来给同学们作个讲座。郝平院长说,题目由我定,正好此前有个讲座,定了这个题目,顺嘴就说了。这个题目,对那个讲座不一定合适,对这个讲座,倒是十分的恰当。

学问这个事,古人有个说法,说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好学近乎智,原文是“近乎知”,这里的“知”即是“智”。一句话里,有“学”,有“好”,还有“乐”——“智”里就有“乐”的成分。

用这么个题目,是为了好记,也有点卖弄的意思,说白了就是怎样做学问。

你一个作家,来大学作讲座,不谈写作却谈做学问,是不是有点不自量力?这茬儿,我还真不好接。就算我解释清楚了,你们也会说,噢,你这个铁匠会做木匠活呀,受窘的还是我。我们能不能达成一个共识,就是,不管我是谁,做什么的,只看我说的对不对;对了你们听,不对也不要怨我。要怨该怨你们郝院长,是他找错了人。

讲做学问,最易蹈空。为了避免这个通病,今天给同学们介绍四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全是华人。说他们著名,并不是说没有超过他们的,只是说,近几十年来,在大陆,他们的名头够响的。听了这四个人的故事,该有怎样的心志,该走怎样的路子,聪明人不用教,也懂个七七八八。

这四个人是杨联陞、何炳棣、黄仁宇唐德刚。以年龄而论,杨年长(1914—1990),何次之(1917—2012),黄又次之(1918—2000),唐最小(1920—2009)。注意一下,都是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人。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留美的博士;以国内教育而论,杨和何是清华的,黄上过南开,唐是中央大学。

不能说的太详细了,只说说他们学术生涯中,最为关键的一两个节点。

先说杨联陞。

河北保定人。他的一生,最为蹊跷的是,那个哈佛大学的博士来的太容易了。古人说那些轻易当上大官的,叫拾青紫如草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当大官如系鞋带,弯一下腰的事。杨先生这个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得来真的跟系鞋带差不了多少。

1937年夏天,杨先生清华毕业,正赶上抗战爆发,在家里闲待了一年。转过年,运气来了。哈佛大学远东语文系有个助教授,英文名叫Charles Sidney Gardner,中文名叫贾德纳,1938年有一年的休假和进修,便率全家来到中国,在北平的南池子住下。先是请了青年学人周一良帮他看中日文书籍。时隔不久,周得到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可以到美国去读博士。谁来接替呢,周推荐了同是清华出身,毕业于经济系的杨联陞。

杨与贾,可说是一见如故。这也不是没有道理。周一良是天津周(叔弢)家的公子,原就打算留学的,做这种陪太子读书的事,只是一时的将就。杨就不同了,父亲有过军职,早就失势,只能说个普通职员家的孩子,遇上这样的好事,自然是尽心去做。贾住在南池子,杨每星期去三次,除了帮贾看日文学报,用英文做提要之外,还帮贾选择北平各书铺送来的古籍;贾来北京,另有一个任务是,替哈佛代购书籍,自己也要买些。

1939年贾回国时,知道杨面临失业(其实还未就业),特意留下一部百衲本《宋史》和一部《后汉书》,请杨替他用朱笔标点校对,每月仍有酬金。按说两人的关系到此就该结束了。好事在后头。1940年8月,杨联陞意外地接到贾德纳从美国发来的电报,说他自己肯出钱,邀请杨去美国一年,一半时间继续帮他工作,一半时间在哈佛研究院选课,读硕士学位。经过几个月的筹措,1941年2月初,杨来到美国。贾供给他全部学费和生活费一年有余。1942年夏季,杨得到历史系的硕士学位,又得到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继续就读,于1946年2月获得博士学位。

他的博士论文是什么呢?说了你们不会相信。就是一篇《晋书·食货志》的翻译注释。

说开了也不奇怪,他的导师就是贾纳德。而这位导师,当年的博士论文是《〈清史稿·康熙本纪〉译注》。若以为这位导师汉学根底浅薄,只会翻译古史,那就又错了。贾氏著有《中国旧史学》(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今多译为《中国传统史学》),精于目录之学,是一位颇有根基的汉学家。

杨后来的表现,甚是杰出。一直在哈佛历史系任教,当过哈佛中国史学会的会长;这个职务,过去一直是白人担任。用何炳棣的说法,杨这个人,可说是海外清华大学史学传人里,最早成名的。

杨的著作不是很多,且多在海外与台湾出版。大陆最早出版的,是蒋力先生编的《哈佛遗墨》,商务印书馆出的,近年又出了他的《汉学书评》和《东汉的豪族》。读书人更多的,是知道他与胡适关系非比寻常,前些年有家出版社,出过他与胡适的书信集《谈诗论学三十年》。

这个人,会作诗,会画画,风流儒雅,博学多识。他的学问,几乎不是使了劲做出来的,而是不经意间,偶有所得,轻轻松松就写出来了。他说他是开杂货铺。是杂了点,但是,凡有所论,必有高见。他写过一篇小文章,叫《五、十新解》,举了好多例子,说是古书里有一种特殊的计数方法,就是一小一大两个数字组成一个复合数字时,通常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几十,而是几到十。比如汉代某渡口,需要三十人守卫,这里的三十,实则是三到十个人。我曾就此写过一篇文章,说战国时,秦国坑杀赵降卒四十万,很有可能是四至十万。

再说何炳棣。

浙江金华人。杨联降是清华六级,何炳棣是清华九级。何的学历,那真是一步一个台阶走过来的。多辛苦不好说,一步一步,都有骄人的成绩则是真的。

何炳棣出身于一个有文化、有地位的家族。上清华的时候,他的本家哥哥何炳松,就是清华的史学教授。抗战开始后,清华撤到昆明,与北大、南开合组联大,对外叫联大,内部三个学校,仍各是各的。1938年,他清华毕业。他的目的是,考公费名额,出国留学。因故耽搁,直到的1944年,才参加第四届清华公费留美考试。西方史只有一个名额,他考上了。

我在一篇文章里说,晚年在北京,他曾跟杨振宁较过真。杨说炳棣啊,那年留学考试,你比我高三分,何当即说不对,是高七分。我说这是外语考试的成绩。后来我查了何的《读史阅世六十年》,知道我记错了,不是外语的成绩,是多学科的综合成绩。当然,专业课是各算各的。当时我只是估计了他俩的分数,查了以后知道了,何是78.5分,杨是71.5分,确实高了七分。历届留美考试里,成绩最高的是钱锺书,87.9分。

何的学术特点是,气派宏大,论证精密,完全是西方学人做学问的路数。如果说杨联陞的学问是杂货铺,他的则是专卖店,且是大型的。出国留学考的是西方史,去了美国修的是英国中央和地方财政。拿到博士后,觉得还是要做中国的学问,于是转向明清史的研究,195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史学博士。出版了《明清社会史论》等著作。晚年,总在七十以后吧,又转向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仍有不俗的成绩。

在明清经济史的研究上,他是个高峰,至今无人可及。何很勤奋,天分也极高。多少人研究明清时代,丁口与赋税的关系,丁就人口,该没有什么疑义。而他在《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里说,他用了一周的时间,翻阅清代赋税资料,发现丁口与田亩,绝非前代学者说的那么回事。随粮起丁,随田起丁,清初的丁,与各州县的人口细数无关,是一种赋税的概念。明初规定,十六至六十岁的成丁,其劳役已折成税银,转由田地承担,雍正朝正是推行“摊丁入地”的时期。

多年前,大陆出过他的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这书有好几种版本。我最早买的是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本子,后来见了中华书局出的纪念版,又买了。

有志学历史的,可以看看这本书。开头一章里,说他考上了清华,父亲给他写信,说有两种事,不要舍不得花钱,一是买书,一是吃饭。想想,多有道理,买书是充实智力,吃饭是充实体力。有智力有体力,还愁成不了大事?这个人是南方人,体魄则完全是北方大汉型的,活到九十多岁。书里还有个情节,很是发人深思。某年在巴黎,遇见数学家林家翘。林比他大,当时已颇有声名。林对何说:我们这样的人,不能做第二等的学问。听听,这话多有气派。玩味一下,什么叫第一等的学问,什么是第二等的学问,不用再往下说了。

三说黄仁宇。

湖南长沙人。改革开放初期,外籍华人历史学家里,此人可说风头最健。

《万历十五年》这书名,学历史的,学文学的,几乎无人不晓。大陆的初版本,是中华书局出的,薄薄的一本,封面是黄绿色的图案,书名几个字是廖沫沙写的。1986年春天,就李占恒先生之邀,我和两三个朋友去黑龙江一带考察,实际是游玩。每到一地,都要去新华书店,若有可能,还要去库里看看。记得是在黑河,在书库里,一下子找见一摞子《万历十五年》,一人买了好几本。回来留下一本,其余的全送了朋友。当年读《万历十五年》那个兴奋啊:原来历史还可能这样写,可以写得这样有趣,这样机警!

这个人的经历很是复杂。曾在南开大学读工科,没毕业,投笔从戎,军校结业后,分配到前方作战部队。1944年奉派加入驻印军,第二年参加过密支那战役。抗战胜利后,奉派去东北,任少校参谋。1946年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回国后在国防部任职,不久又奉派赴日,为中国驻日代表团团员。1950年退伍后,再度赴美,于密歇根大学攻读历史。1964年获博士时,已46岁。《万历十五年》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完成于1976年,这时已是58岁的人了。可说是大器晚成。实际上,谈不上多么的成,据说都评为终身教授了,没过几年,又被解聘。这事较为复杂,不说也罢。

他的学术特点,不好概括。说他精细吧,他提出的历史观点,叫“大历史观”;说他宏阔吧,他的最有影响的著作,却是《万历十五年》,以一年而写尽了明代后期的历史风貌。当然,叫这么个书名,并不是真的只写这一年的事,而是选择了这一时期的五六个代表性人生。写了这几个人,也就写了万历朝。一年,五六个人,写尽一个朝代,真是绝了。给了平常人,想都不敢想。他是军人,精研战术,借用来说他的学术,该是出奇制胜吧?相比之下,他的《明代的漕运》,也就是他的博士论文,倒是一部扎扎实实的史学著作。

晚年,他写了本自传,叫《黄河青山》,很有看头。看了你就知道,什么叫坚忍不拔,什么叫矢志不渝。同时也就知道,一个人的阅历,对他学术上的成功,是多么的重要。我甚至以为,他能用那样一个蹊跷的方法写历史,或许与他某一时段的经历有关。一个时期,几个人物,便是一部丰盈的历史。没有特殊的经历,难有这样奇特的体验。至于他的大历史观,实在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不过是老生常谈而已。

最后一个,说说唐德刚。

安徽合肥县人。1939年秋,考入重庆中央大学历史学系,1943年毕业,曾任中学教员,大学讲师。1948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此后长期在美国大学执教。

1980年我在北京“文讲所”学习时,有个同学,也是写小说的,后来出国了,听说他的舅舅就是唐德刚。后来看了唐的照片,发觉这舅甥二人,还真的很像。我看唐德刚的书,是比较早的。1990年后,不写小说了,转向现代文学研究,跟太原外文书店建立起关系。他们有一项业务,就是给研究者提供买港台书的便利。办法是他们提供一个书目,凡是这个书目上有的,都可以买。没有的,经他们认可,也可以买。我的台湾版的《徐志摩全集》、香港版的《徐志摩新传》,就是这样买下的。除了买这类书,见了新奇的书,也会买一些。就是用这个办法,买了唐德刚的《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过了几年,他的著作,内地大都出版了,最有名的该是《胡适杂忆》《胡适口述自传》。这两本书,我买过三个版本的,最早是华文出版社的,后来买了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再后来又买了台湾版的。《晚清七十年》,是他的集大成之作,买的也是台湾版的。

唐是晚清和近代史的专家,从学术成就上说,跟台湾的郭廷以、大陆的杨天石这样的专家,是不能比的。不是说没有见识,见识是有的,只是材料上,论证上,粗疏了些。相比而言,他在口述历史上的贡献,更大也更重要,有开宗立派的意义。这方面的著作,除了前面提到的《胡适口述自传》,还有《李宗仁回忆录》和《张学良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他说他出了大力,家属好像不太认账。

这个人,有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文笔十分的好,甚至可以说是十二分的好。你看他的著作,常常会忘了这是一个史学家写的,由不得会想到,这个人只是将史实当作材料,在写他的文章。由此可以推知,文笔好了,对一个历史学家,是多么的重要。说句刻薄的话,文笔好了,能把一个不太合格的历史学家,造就成著名的历史学家。

我对他最不满意的,是他提出的“历史三峡说”。好几本书里,都有这个说法。也没有什么精确的论证,只是说,中国由战乱的诸侯国,到统一的农业帝国,经历了三百年。两千年发展下来,现在要由农业帝国,转向工业文明的现代国家,要走出这一困境,少说也得二百年。这二百年,可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三峡”。这话,比瞎子算卦,还要不靠谱。瞎子给人算卦,问什么时候能发家,说个二百年,耳巴子早就抽上去了。二百年,七代人啊,谁能等得上?还不如“圣人出,黄河清”,圣人再难出,总是个人,有盼头,这倒好,什么条件都没有,叫人干等上二百年。

不说他的这个数字怪异,要探究的是,为什么说了这么个数字。

他是1920年生人,内地的改革开放,取个整数,以1980年为界,他整整六十岁了。他是2009年去世的。这我注意到,这三十年间,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十几年,他曾多次回大陆讲学浏览,所到之处,都受到隆重的接待,视之为对大陆友好的海外学者。他的“历史三峡说”,就是这一时期提出来的。我们有理由怀疑他提出这一论点的动机。一个历史学家,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情感,提出这样一个难以实证的命题,是很难让人信服的,甚至让人怀疑其人格。照他这样说,这二百年内,发生什么,都是可能容忍的,正在三峡嘛,出了三峡就是广阔的江面呀。

说一句多余的话,实际他在海外,发表的言论,对大陆政权并不友好。比如台湾版的《史学与红学》里有篇文章,夸了刘绍唐办的《传记文学》,又说到大陆政协办的《文史资料选辑》,说刘的功绩,可谓“以一人敌一国”。

这四个人,可说是四个类型的历史学家。

杨联陞是中国传统型的,他的长处是博学多识,轻松自如,常在他人不经意处,显示了自己的高才卓识。何炳棣是西方传统型的,结构谨严,气势恢宏,就是要超越前贤,就是要彪炳史册。黄仁宇属于经历型的,以其独特的经历,敏锐的才识,独辟蹊径,自立门户。唐德刚是才子型的,也可以说是个学者型的社会活动家,能在纷纭的现实社会中,及时地找到彰显自己才华的门径,获取地位与声名。你看他,结识了胡适,就写了《胡适口述自传》,以此为开端,走上口述历史的路子。

有志于史学的同学,不妨把这四个人,当作自己的四种人生阶段,也就是说,走到哪一步,算是哪一步。

比如说,现在还没有定下研究专题,或者说只是隐隐约约有个方向,还不明确,这时最好是学杨联陞的治学方法,多看书,多结交名流,激起兴趣,想写什么文章,就写什么文章,不慌不忙,消消停停,朝前晃悠着。

一旦获得学位,站稳脚跟,就要拉开架势,大干一场。这个时候,就要学何炳棣的做法了,穷搜旁绍,竭泽而渔,最大限度地获取资料,拼足气力写出煌煌的著作,占领学术高地,铸造人生辉煌。

人生总不是都那么一帆风顺,说不定会遇上什么样的困厄。这时候,千万不要气馁,要咬着牙,坚持下去,想想黄仁宇先生,四十多岁了,才获得博士学位,六十多岁了,才获得巨大的声誉。你也许什么都得不着,但努力的过程,也是值得欣慰的。

不管什么时期,什么境况,都要有唐德刚的本事,文思敏捷又笔下灵动。有了好的文笔,只要逮住个题目,就能写出洋洋洒洒的文章。这可不是小本事,这是大本事。而这个本事,是要靠平日勤学苦练,才能得到的。

按说我的讲座,到这儿就结束了。但是,因为我是历史系的老学生,你们都是小学弟小学妹,我很愿意跟你们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一是,毕业后若不选择历史研究则罢,若选择历史研究,一定要舍得花钱买书。凡是有大成就的学者,都是舍得花钱买书的,胡适是,钱穆是,陈垣是,陈寅恪是,这些人,都做成了大学问。钱锺书聪明过人,但是舍不得买书,做学问全靠从图书馆借书,抄书。他的《管锥编》,只能看到一根一根的管子,一根一根的锥子,看不见天,也看不见地,只能说是饾饤之学。我以为,像钱锺书这样的学者,还是归到作家里头更恰当些。这样说,并不是说作家不好,下面还要说到这个问题。

二是,一定要知道,做学问的最高境界,乃是竭忠尽智。这四个字,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有人认为,我只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报效了国家,就是竭尽了对国家的忠诚。我的看法是,只有竭忠,才能尽智,也就是,只有有了强烈的报国情怀,才能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充分地发挥出来。报国情怀,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含。为什么19世纪末年出生的那一批知识分子,凡是去海外留学的,几乎都成了所学的领域里的开山祖师呢?一来是因为等他们成人的时候,科举停了,门户开了,有了外出求学的机会。最最重要的是,他们认识到祖国积贫积弱的处境,一心报国,也就最大限度地显现了他们的智力,这才成了大事的。

三是,中国有个传统,就是文史不分家,由经可以入史,由经也可以入文。而中国文人,自明代以后,开始认识到,过去的诗词歌赋,格局小了点;最能显现文人情怀,最能施展文人才华的,还是说部,就是长篇小说。自明末以来,中国的长篇小说的传统,可以归纳为八个字,就是邪思淫喻,呈才使性。肇其端者是《金瓶梅》,继其后者是《红楼梦》。清末民初,大放异彩,为其绚烂期。钱锺书的《围城》,可说是一部中国长篇小说的杰作,虽说吸取了许多外国小说的元素,也没有破了这个八字诀。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钱锺书的淫喻》,意思是说,《围城》里面精彩的比喻,几乎全是从男女情事上来的。钱氏有此成就,不比任何一个学者差。

说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将来若有可能,不妨试着写写小说,别让你们这个老学长,孤零零地走在前头。

谢谢同学们,谢谢郝平院长!

2017年8月23日,于潺湲室        


(《文学自由谈》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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