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营洲:“新基调杂文”的前生今世
2018-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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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调杂文”是刘甲(时为《人民日报》文艺部杂文编辑)在1982年前后提出的一种“杂文理论”。他认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和鲁迅当年所处的时代不同了,应该用“新基调杂文”来取代“鲁迅式的战斗杂文”。

而所谓的“新基调杂文”,就是“以国家主人翁的高度责任感,反映国家主人翁的呼声和情绪”。

他还一再告诫人们,要“警惕和克服鲁迅式杂文基调的积习”,要“洗尽鲁迅式杂文基调的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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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新基调杂文”只是个新鲜提法,并不是新鲜玩意儿。

据黄裳(时为《文汇报》)编委)称:“‘新基调’……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1950年4月4日,黄裳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则短文《杂文复兴》,文中写道:“解放以后,大家都在怀疑:是不是杂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为了争取革命的胜利、巩固胜利的成果,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是重要而有效的武器。”然而,夏衍(时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读过该文后,立即打电话给唐弢,并让唐弢转告黄裳:“此文不妥”,“不合时宜”,与“新时代的基调”不符。

此后不久,黄裳遭到了“声势浩大的批判”。

两个月后,冯雪峰出场。1950年6月30日,他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长文《谈谈杂文》,认为:“新的杂文,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时代,却完全不需要隐晦曲折了。……首先必须站在人民的革命立场上,对于人民和革命朋友必须满腔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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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我看来,对“新基调杂文”的倡导,远比黄裳说的要早,早到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

当年,身在延安的王实味、丁玲、萧军、罗烽等人,就因为撰写了有悖“新基调”的杂文而遭到整肃。王实味因杂文《野百合花》涉及揭露、批评延安某些干部的特权思想和官僚作风,被以“托派”等罪名关押,并遭处决。丁玲因杂文《三八节有感》对当时的一些弊端进行了揭露、抨击,也遭到了无情批判。

这些人被批的原因之一,就是有人认为现在的延安是共产党的天下,并不是国民党的天下,他们所写的杂文“基调”错了。

有论者称:“从此,这类杂文也就在解放区荒凉沉寂了。当年在延安发生的这桩历史公案,成了笼罩在建国后杂文创作头上的一道历史阴影,制约着杂文的繁荣和发展,凝聚着值得认真加以总结的历史教训。”(姚春树、袁勇麟:《二十世纪中国杂文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8月,第7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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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之后,“鲁迅式的战斗杂文”更显得不合时宜了,“新基调杂文”基本上成了杂文的主流。

朱健国认为:所谓马铁丁思想杂谈、龚同文杂文、姚文元杂文、张春桥杂文,都是“新基调”。(朱健国:《二十世纪中国杂文真相随想》,《杂文界》1999年第1期)

曾彦修、牧惠也撰文称:“解放后,杂文的命运也不佳。1956年-1957年的杂文创作高潮昙花一现,十年动乱中杂文家的受难和杂文的凋零,就是很好的说明。为了解脱困境,人们在实践中和理论上加以探索。于是,在实践中,有了马铁丁思想杂谈或杂文的出现;在理论上,则有鲁迅式杂文已经过时的说法……”(曾彦修、牧惠:《〈热风杂文丛书〉出版前言》,《北京青年报》2015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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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刘甲提出“新基调杂文”之前,杂文界曾经出现过所谓的“歌德说”。这和“新基调”是异曲同工的。

那是在1979年6月,有人撰文称:“现代的中国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衣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衣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当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为何不可‘歌其德’?……社会主义文学都应一律地歌颂社会主义之德,歌无产阶级之德,歌工农兵英雄之德;否则便是‘缺德’。”并质问,“吃农民粮,穿工人衣,摇着三寸笔杆不为国家主人树碑立传,请问:道德哪里去了?”(李剑:《“歌德”与“缺德”》,《河北文艺》1979年第6期)

此论一出,“举国”哗然。

廖沫沙、曾彦修、牧惠、邵燕祥、章明等纷纷撰文,予以反驳、痛击。有论者直斥该文“比江青还江青”,“比张春桥十三年还十三年”。

这使得事态骤然升温。

随后,上海等地文艺界召开座谈会,《文汇报》《人民日报》等二十四家报纸共同对“歌德说”进行声讨……(阎纲:《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前前后后》,《文汇读书周报》2014年12月12日)

一时间,“歌德说”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并变得臭不可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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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说”变臭之后,“新基调”摇身登场。

“新基调”甫一问世,一批老杂文家便顿生反感,遂针锋相对地提出:不要“新基调”,还是“鲁迅风”。

所谓的“鲁迅风”,就是“鲁迅式的战斗杂文”。

曾彦修、牧惠、陈泽群、老烈等杂文家,姜振昌、彭定安等杂文理论家,纷纷挥戈上阵,对“新基调杂文”这种提法给予了痛快淋漓的围剿。

一如何满子所称:“所谓‘新基调杂文’,亦即杂文只能以‘歌颂’为基调而不宜‘批判’的高论,从八十年代前叶出笼以后,就立即遭到了广大杂文作家的斥责。”(《所谓鲁迅的“新基调病态”和“局限”》,《学问》1999年第1期)

有论者称,所谓的“新基调杂文”,不过是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产生的那一类紧密配合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等政治运动的杂文,这就注定了它无论从理论依据还是从创作实践上,都是不能成立的……(高起祥:《“新基调杂文”理论的失误》,《文论报》1988年11月5日)

一阵群殴,所谓的“新基调”便跟“歌德说”一样,同样变得臭不可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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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新基调”变臭之后,又有人提出了“杂文的建设性”(杜文远:《杂文的建设性》,《杂文界》1996年第1期)。

这是换汤不换药。盗用小品里的一句台词就是:脱了马甲我照样认识你。

而这位“建设性”论者,恰是“新基调”的热捧者。

该论者称:“杂文向来是以强烈的批判性为特色的,……但杂文不能只有一个‘性’,它还可以有喻世性、知识性、趣味性,也应当有建设性。”

平心而论,这样的论述倒也不能说“错”。但是,锣鼓听音,其最最根本的用意,就是用“杂文的建设性”取代“杂文的批判性”,一如用“新基调”取代“鲁迅风”。而所谓的“建设性”,在某些人看来,就是只能说“好”,不能说“坏”。

其实,什么才是真正的“建设性”呢?美国学生的《公民读本》第一课是这样写的:“假如政府做错事,你严厉批评政府,那是希望它改善。这就是建设性。假如你明明发现政府在走向错误的道路,你却说,好,好,那是一种破坏性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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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杂文的“歌德说”“新基调”“建设性”一脉相承的,还有个杂文的“补台说”。

胡昭衡(曾任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局长、北京市杂文学会会长等职)在《悼念罗竹风兄》一文中写道——


竹风兄对当代社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我较为熟悉并深有感受的是他的杂文活动。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并身体力行的,是关于杂文“拆台”与“补台”的主张。他在《高举鲁迅旗帜,提高杂文质量》一文中讲:“对旧社会首要的任务是‘拆台’,即‘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者的‘台’。现在时代不同了,人民当家作主,理应多歌颂新人新事,从正面表彰人民的劳绩,让大家互相激励,共同提高,就是说多要‘补台’,而绝不能‘拆’自己的‘台’。如果有人想拆(中国)共产党的台,拆人民的台,那等于是非不明,黑白混淆,简直是一种犯罪行为。”其杂文创作立足点与行文意旨是再明白不过了,我于此也是毫不含糊的。(胡昭衡:《乡居杂记》,香港汉典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10月,第194页)

只是,何为“拆台”?何为“补台”?则属于另一话题,恕不蔓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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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追忆道:“‘新基调’一出,如同捅了马蜂窝,南北杂文圈的一些知名人士向他(刘甲)开火,搞得他只有招架之功,却无还手之力。”(蒋元明:《“三八式”的老编辑——刘甲》,《新闻研究导刊》2012年第2期)

看上去像是刘甲“一个人在战斗”,其实不是。

刘甲只是“新基调杂文”的倡导者,而更多的,则是“新基调杂文”的践行者。其道不孤。

然而,令刘甲耿耿于怀的是,在他遭到群殴时,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他说话。更令刘甲郁闷难耐的是,官府也不出面为他撑腰、解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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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鲁迅风”论者的一番“穷追猛打”,“新基调”论者不仅“偃旗息鼓”了,“新基调”也沦落成一个“贬义词”。所有的杂文作者对此都避之唯恐不及,都耻于称自己写的是“新基调”。乃至多少年后,依然有人对“新基调”冷嘲热讽。

诸如黄一龙说:“我以为杂文就是‘喊痛文’。遇见人间不平,心痛如同身痛,就喊出声,是为杂文。如果痛了还灿烂一笑,说感觉真好哇,就是‘新基调杂文’了。”(刘成信、王芳、李君选编:《2005中国年度杂文》,漓江出版社2006年1月)

邵燕祥说:“提倡所谓杂文只能以‘歌颂’为基调而不宜进行‘批判’的‘新基调杂文’论一伙,其实是不值一驳的……”(邵燕祥:《何满子:特立独行的人与文》,《南方周末》2009年8月5日)

符号说:“‘新基调’之所以声名狼藉,就因为有成千上万的腐败分子在使劲儿扇他们的耳光不给他们面子。‘鲁迅笔法’的是否过时,也非哪一个权威论断可以左右得了的……”(符号:《野马杂文漫画丛书?前言》,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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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新基调杂文”却并未销声匿迹、含羞退场,依然如火如荼、繁茂如昨。展眼各类媒体,众多的“杂文”,骨子里皆为“新基调”。

诸如某些省份“扛杂文大旗”的人,竟自称“坚决不写赤裸裸的揭露性的杂文”,即便被人称作“歌德派”也“绝不以此为耻,相反觉得很光荣”。(雷媛:《扛起甘肃杂文大旗的那些人》,《兰州晨报》2012年6月7日)

甚至连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名誉主席都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杂文向太阳。”(段柄仁:《我们的杂文向太阳》,《北京杂文》2016年第1期)至于“太阳”是什么概念、有什么“寓意”,会不会被经历过“文革”的人“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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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新基调”一词虽然臭了,无人再提,但杂文终归还是有个“基调”问题。

这是一种客观存在。

而这个“基调”,套用一句曾经很火的话说就是:替谁说话。


(《文学自由谈》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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