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铁光:中国散文“生病”了
2018-04-13

我这大半辈子最大的追求和爱好,就是零打碎敲地读点散文和鸡零狗碎地写点散文。然而,近些年的一些现象,让我感到,中国散文“生病”了,正在发着“高烧”,说着“胡话”。

中国散文生了“虚假”的病。病征有五:一是,由于散文文体变得过于自由,一些写作者便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二是文字缺少真诚,写成了生活流水账,空洞无物,寡淡无味;三是有的作者生搬硬套进行“跨文体”的“拿来”,搞“嫁接”和“转基因”,使散文的文体“失魂落魄”;四是一些作者和作品逃避现实,回避矛盾,滑入了美丑不分、真假混淆、善恶颠倒、是非模糊的泥淖之中;五是玩无病呻吟的文字游戏,导致散文的基本品格与审美形态完全丧失。以上种种,核心就是散文的真诚和真实性受到了严重伤害。

如今,在我们的视线之内,“真实”的散文地盘越来越小,而“虚假”的散文却大行其道。一些所谓的散文,真是越看越不像散文,反而像虚构的小说了。这里举几个典型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莫言。最近,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莫言散文新编》。莫言在书中说,一个人在写小说时装模作样、装神弄鬼,写散文时何尝不是装模作样、装神弄鬼呢?莫言坦率地承认,自己写的那些散文基本上是编的。他说,自己从来没去过俄罗斯,但硬是写出了两篇长达万言的俄罗斯散记。莫言用自己的写作经验告诉读者,越是没影儿的事,越容易写得绘声绘色,写时千万别心虚,大胆编造就是。

莫言所述,实在令人忧虑。我想起他在东亚文学论坛上说过的一段话:“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其实担当着重大的责任,这就是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责任。”我真不知莫言那些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散文,是否有对人类精神世界的熏陶、激励或者引领作用,是否有感动人心的力量。我不禁想问一问莫言:如此“编”散文,你能担当什么责任?这种以胡编和无中生有的手法来写作散文,是不是对散文文体的一种伤害?

 

第二个是祝勇。这位出版了《旧宫殿》《与梦相约》《文明的黄昏》等20多部散文集的作家,是“新散文”写作的领军人物。他的《故宫的隐秘角落》《郑和下西洋:无迹可寻的旅程》《在故宫》等“历史散文”,基本上都是靠虚构想象写成的。祝勇说,“新散文”领域几乎是一个丧失了艺术标准的领域,这是一场革命;我就是散文的叛徒,即使撞得头破血流,也要为散文开创出更大的天地来。他说,散文写作越是“虚构”,就越是“真实”,对于散文中的“虚构”,大可不必大惊小怪,与其排斥虚构,不如对它怀有宽容之心。在《故宫的隐秘角落》里,祝勇明显运用了小说全知叙述的手法,大量的文字都是虚构的,通篇靠想象、推理,来还原、破解历史情节和历史场景。祝勇承认,他的写作手法已突破了传统散文的边界。

但我想不明白的是,历史散文是一个大而化之的概念,历史写作本来就经不起推敲,难以还原,难以假设,难以复制,何况这种无限制地使用小说虚构手法,靠头脑加工想象“整容”出来的散文,又能有多少真正的“干货”呢?虽然散文写作的边界需要有弹性,但这种弹性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的,是有节制、有限度的,不能天马行空般“弹”来“弹”去,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虽然祝勇的散文有积极的、创新的东西在里面,但在历史面前,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需要诚实。试想,对历史给予这样的解读,是不是有些随意、任性了?更令我困惑不解的是,越是虚构就越是真实这句话,是哪门子逻辑关系呢?未免太怪诞,太奇葩了吧?难道“假”的还能变成“真”的吗?难道两三百年前真实的历史面目,是靠散文作者推演、求证和想象得来的吗?不过,看得出来,祝勇说的“我就是散文的叛徒”这句话,倒还真是一句发自内心的大实话。

 

第三个例子是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和“乡村哲学家”的刘亮程。对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争议很大。争议的焦点,在于文中主体“我”,是完完全全虚构的。刘亮程说,他的散文多是在适度虚构的基础上完成的,这种虚构除了情节外,还包括人物。他说:“《一个人的村庄》是一个人的无边白日梦,那个无所事事游逛在乡村的闲人,是我在梦里找到的一个人物。我塑造了一个自己,照着他的样子生活,想事情。”刘亮程还说,“文学是一门做梦的学问”,“最好的文学语言是梦语言”。

刘亮程这段话,让我哑然失笑:这不是矫情吗?这不是在逗全国读者玩吗?众所周知,散文的约定就是真实性,散文最直接的要求就是现实生活的在场感,本真、本色、本性、本心是散文书写的最高境界,而人在虚幻、恍惚的状态下,怎么能写出真实生活呢?那种“东扯葫芦西扯瓢”地“扯”出的文字,还能叫散文吗?我的理解是,“真”,是散文价值判断的一个重要标准,散文的真实性甚至比思想性和艺术性更重要。散文一旦掺入了虚假,失去了真诚,没有了真实身份、真实经历,就无法凸显作者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自我。在这个层面上,是不允许以假乱真的。所以说,无论散文的内容、结构、情感、思想、叙述风格和艺术感觉有多么生动、新颖和独特,如果没有直面生活的“真”,都会缺少实在的意义,都是苍白、没有力量的,甚至是虚伪。如果散文完全可以虚构,完全可以凭空杜撰,这样的散文与小说还有什么区别呢?难怪有评论说,《一个人的村庄》是内容虚化、过分滥情的典范之作,是哗众取宠、故作姿态、不尊重读者的书;他散文中的农村,可能更多的只是存在于想象之中,这一切,不过是后工业时代的意淫而已。

说实话,刘亮程的散文我不敢看太多,看多了如在梦中,场景很混沌,会迷糊。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一个人的村庄》最终获得了冯牧文学奖,但我还是坚持认为,它和他的长篇小说《虚土》一样,列入“散文化小说”更合适。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限于篇幅,不必说了。散文如果没有了真,就是朽木枯枝,就会苍白、就会缺血,是不可能真正打动读者的;如果缺少了真,就是缺少了“钙”,而散文一旦“缺钙”,全身就会散架,不打自倒。用作家王小妮的话说就是,散文写作不能虚假,否则人不死,散文会死的。

说散文得了“虚假”的病,或许是危言耸听,但是,视线内的散文,虚假、虚无、虚伪、虚幻繁殖扩散、甚至泛滥的问题,不能回避,更不可小视。在当下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散文写作的形式与样式、题材与体裁、情节与角度、语言与技巧等确实需要自由,需要开放,需要变化,需要发展,但前提是,不能离开用本真的方式和真实的情感,去书写现实生活的形态。这是散文写作的底线。如此,散文才能成为一种有意义有价值的存在。

散文“生病”了,不是简单的“头疼脑热”,不是一般的“感冒发烧”,而是“重症”,常用药很难见效,需要用特效药治疗,而最为有效的一剂特效“良药”,就是“真”。“真”是散文的生命,是散文写作焕发光彩的源头活水;“真”是散文引导人类精神生活的旗帜,是散文所独有的价值所在。正如惠特曼所说:“一切美来自美的血液和美的头脑。”


(《文学自由谈》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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