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永康:任性的诗歌
2018-04-13

“任性”这个词近几年一直很热,一点没有退烧的意思。原因是任性的人太多,又似乎在引领“时尚”:有钱人任性地烧钱,有权的任性地寻租,有姿色的任性地卖笑,什么都没有的人也在任性地挥霍时间——吹牛聊天打麻将、遛弯唱歌跳广场舞……

在此背景下,文学圈里的某些(注意,我为了少惹麻烦,特地用了“某些”两个字来限定范围)诗人也不甘落后地“任性”起来,其主要表现在,想怎样写就怎样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用身体写绝不用键盘,想写下半身绝不涉及肚脐眼以上,想群醉绝不独醒,想说鸟语就绝不说人话……

任性的结果是诗歌终于呈现出“繁荣”的态势。诗人辈出,诗作高产,流派纷呈,理论超前。诗歌活动空前活跃,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诗歌朗诵会、品鉴会、首发式让人目不暇接;论坛、对话、体验等也让一些爱凑热闹的诗人感叹分身乏术。这些现象的好处之一是让世人看到俺们诗歌国度真的是名副其实;之二是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诗生活”。过去也就是“诗意的栖居”一下,现在不满足了,还要“诗性的写作”,于是,吾国写诗的人成几何级增长了。在一些人看来,能写千儿八百个方块字,知道诗歌的文字要分行排列这个基本常识就行了,你就任性地写吧。也可以说得好听一点,你就率性地写作吧。你是诗人你怕谁?

虽然我一直莫名其妙地保持着读诗的“雅兴”,但中年以后,尤其是在读了李国文先生的《年老莫写诗》以后,我就不写那“劳什子”了,按理说对现阶段诗歌的品质没资格评头论足。

但我还是要继续说诗歌的任性——因为它的确太任性了,让我不能忽视——写作任性、编辑任性、评论任性、评奖任性、出书任性,甚至连新闻媒体的宣传策划炒作也免不了任性。

果然,诗歌似乎率先从要死不活的文学边缘“缓过来了”,诗歌的感召力和影响力“爆棚”了,诗歌终于成了“大众情人”。有媒体宣扬说,如今不少人都要在睡前读一首诗。这我就有点疑惑不解了。莫非读诗有安神的奇效,读了诗就不会失眠或者梦游?莫非读诗还是男女床笫生活的作料,是酝酿情绪,刺激荷尔蒙的“前戏”?开个玩笑。我知道我在犯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但我对一些人将诗歌“实用化”的矫情行为的确很不以为然。

但我又不得不承认,诗歌的确在掺和生活。在微信圈里,诗歌早已是煲的时间不够的鸡汤,早已是流行的网购和时尚的外卖。

这不奇怪,泱泱华夏,诗礼之邦嘛。

好在我们毕竟清醒地看到,诗歌的任性造成的只是诗歌的虚假繁荣和某些诗人的自恋自残和自虐。这一点我倒不担心,诗歌的生命力强着呢。我担心的是会不会有人趁机举起旗帜登高一呼,发起一场又一场的诗歌运动。有例在先啊,殷鉴不远啊。譬如大跃进民歌,那也是好任性哟——“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天有把,我们举得起,地有环,我们提得起……”浮夸风催生了民歌风,民歌风又助推了浮夸风,这一幕让人记忆犹新。

上世纪的1974年到1976年,时值“文革”后期,“文化旗手”江青在天津的小靳庄搞了公社社员赛诗会,一时间,在一些农村掀起了写田间诗歌的高潮,好多地方出现了“社员写诗,请人种地”的怪现象。好在很快政治风向就转变了,农民赛诗会才无果而终。

诗歌带给人们的是蕴含思想的诗意,是引导人们能生活得文明一点优雅一点高尚一点的意识形态,并不是要号召大家都来写诗读诗。历史证明,大凡利用群众运动产生的诗歌除了留下荒诞的笑柄之外,对生活对文化毫无裨益。

诗意当然是大众的,但诗歌写作是小众的。如果写诗的比读诗的多,这个社会肯定不正常。

下面来说说诗人的任性

在古代诗人中,李白无疑是最任性的,喝酒、写诗、交友、游历,无不由着性子去。以至于干出“力士脱靴,贵妃捧砚”这样的让皇帝都有些尴尬的事情来。还写出有调戏杨美人意味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这样的浮词艳句。当然最任性的代表作还是《将进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杜甫似乎一直是个低调的诗人,诗写得冷静而深沉,但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之后,也任性了一回——“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夫子的这次任性,其实是犯了知识分子的幼稚狂热的通病,接下来形势的发展很快就让诗人心灰意冷了。

白居易也算一个任性的人,敢在《长恨歌》里笑骂昏君,敢在《琵琶行》里酬唱风流。众目睽睽之下,也不怕被人举报,公然招妓(当然是艺妓),还不顾江州司马正厅级公务员形象,居然为一风尘女子,洒老泪打湿青衫……

还有一个诗人不得不说,那就是乾隆皇帝,也是极端任性的,看到什么吟什么,想起啥子咏啥子,出口成章,一气呵成,从不干贾岛那样推敲的蠢事,推来敲去,费事费神不说,还低产,哪能换银子养家糊口。乾隆帝真是个明白人,诗嘛,就那么回事,不要太较真了,所以他才成为中国文学史里写诗最多的诗人。

今天,像乾隆帝这样的明白诗人也不少,每天整几首甚至几十首不在话下,每年自掏腰包出几大本诗集也不在话下。土豪说,“俺有钱,就是任性”,诗人可以套用一下——“俺有才,就是任性”。

任性的结果和乾隆帝一样,谁都记不住他的诗,哪怕就一句!

古代诗人的任性,和今天的某些诗人的任性还是有些有些不同的。最起码人家还有任性的本钱,有任性的尺度与底线。就拿李白来说,一是人家善交际,朋友多;二是善饮酒,但醉而不昏;三是人家还是有些真才实学,如懂点外语,能读懂外国送来的国书。纵观中国古代大大小小的诗人,很多都经过科举考试后,作了主政一方的官员,大都为老百姓做过些事。有的诗人还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凭经天纬地之才,推动了社会的改良和历史的前进。而今天的某些诗人,除了前面说到的会千儿八百个方块字,知道诗歌必须分行排列的常识外,真不知道还会什么。

诗人的任性除了写诗还表现在对生命的轻视,以及所谓的“对死亡的崇尚”,对自杀这一极端方式的偏好。诗人啊,在生命面前,你们太任性了嘛,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样的任性只能有一次吗?受之于父精母血的生命,怎么能一次性就消费了呢?

我知道有诗人在笑话我——你个檐雀井蛙,你个凡夫俗子,哪能理解诗人的内心世界。诗人的世界可是风起云涌,惊涛拍岸啊!要在那云间腾挪跃动,弄出点动静,要在那大海潮头放歌,发出点声音,不任性——行吗?

说到这里,我似乎有些理解诗人了。按部就班地生活,安顺处常地工作,“皈依伏法”地写作,当然为诗人所不齿,因为不剑走偏锋,不取道终南,不把自己弄成疯子或行为艺术家,那诗是断然写不出来的;不制造点造势的噱头和新闻的由头,即使写出诗来也会泡泡都不冒一个就沉下去了,那俺们啥时才能够去瑞典呢?

许是受了诗人任性的感染,我这篇文字也写得颇为任性。朋友,你就任性地评说吧,任性地笑骂吧,任性地吐槽吧。长此以往地任性下去,或许哪天我们就都成了诗人。



(《文学自由谈》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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