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馥娜:时代切面的纪写者
2018-04-13


作为诗歌现场的持续在场者,杨克创作出了呈现时代切面的一系列诗歌,从1990年代前后的《夏时制》(1989)、《在商品中散步》(1992)、《石油》(1993)、《天河城广场》(1998),到21世纪初的《人民》组诗,再到近年的《地球 苹果的两半》、《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还有1994年的回溯式抒写《1967年的自画像》等,形成了历时性纪写(因其既有纪实的性质,但同时又具有诗歌抒写的跳跃性与想象力,我把它称为纪写)的系列作品。



1、在场:探索与创新



在第二届广东诗歌节上,评论家张清华说过,中国的诗歌经验和历史发展轨迹有同构之处,是从南方到北方的。他说:“中国诗歌写作目前正处于从农业向着城市、工业化转化的过程当中。广东是新的诗歌经验的滋生地。”由于广东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诗人对于时代脉搏的跳动无疑是敏感的。在90年代快速城市化的广东,商品浪潮的澎湃就已经触动了“第三代”诗人杨克的诗性神经,而他的文化自觉促使他有意识地去构建属于“自己”的诗意城市,在数量的叠加和表现方式的新颖上都体现了其先行的态势。

1990年代初,当大部分诗人仍在进行集体还乡式的写作时,杨克便已徜徉于商品的气息间。“在商品中散步 嘈嘈盈耳/生命本身也是一种消费”他聆听福音般聆听“大时代的背景音乐”,以感恩的心“感谢生活的赐予”,并“由此返回物质 回到人类的根/从另一个意义上重新进入人生/怀着虔诚和敬畏 祈祷/为新世纪加冕/黄金的雨水中 灵魂再度受洗”(《在商品中散步》;1992)诗人对市场经济、商品洪流,信息轰炸等不逃避、不抵触,而是面对现实,客观地呈现城市中所接触到的新事物。在杨克的诗中经常会读到紧贴新事物的全新描述: 



结构现代文明的是液体的岩石

石头内部的冷焰

零度激情,绵长的黑色睡眠

保持在时间的深渊

水与火两种绝对不相容的元素

在事物的核心完美结合

蛰伏的黑马

永恒的午夜之血,停止呼吸的波浪

谁也无法涉过的光明河流

上下驰骋

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

……

今天石油的运动就是人的运动

石油写下的历史比墨更黑

……

就像水中的波痕,伤害是隐秘的

大自然在一滴石油里山穷水尽

灵魂陷落,油井解不了人心的渴意

——《石油》



 这首诗不但把石油的形态、性质与功用做了诗化的描绘,更把石油在现代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由此而引起石油争夺战的人性焦渴都敏感地捕捉于笔下。

杨克诗歌里的事物就在我们的身旁、手边,具体而可感,甚至让人随着诗的走向而感觉到电流的“滋滋”声、商品的香气和莎朗斯通性感的气息。杨克在九十年代所作的《天河城广场》、《夏时制》还有后期创作的《人民》等一系列城市诗歌是真正站在城市的背景、语境上,贴近生活、贴近民间,以对城市的热爱和投入所感知的事物属性和当下的公共记忆相互结合,进行客观的呈现,使其作品具备了独特性和提供了新的诗写可能。艺术重在创新,记得广东现代舞剧团曾推出一场与别不同的舞蹈实验,他们把书法与舞蹈融合到一起,将两种原本并不相关的表现形式放到了同一个舞台,让人感触到文字活起来的美与舞蹈的泼墨式抒写。当时是在中山大学的一个小厅堂里,大家都围站着观看,并随着舞蹈群体的左右冲突而涌向各个角落,像是每个人都参与到这个艺术创作中了,这就是创新的魅力,它有着天然的感染力,让人感受到新生的惊奇与快意。

读杨克的诗,你会发现他题材的广泛与多向,诗思无拘无束。而时代的一些特征和事物,如夏时制、手机、电脑、飞机等都能在他的诗中读到。具有时代气息的文学作品是历史的佐证,正如我们通过阅读可以知道杜甫的那个时代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样,当我们随着时光慢慢老去的时候,我们的子孙乃至更远的后代,也许能从这些诗中了解到一些21世纪的生活痕迹,那么,这便是好作品的构成因素之一。



2、语象:撩开面纱的诗意呈现2、语象:撩开面纱的诗意呈现



语象是语言所形成的意象。语象区别于意象,意象是一种通过长期沉淀已然成为约定俗成式的文化符号,比如中秋月——中秋的月亮已因为附着了人的情意而形成了一个意识中的形象——团圆。而语象是每一个人所附予的、不同于他人的意识形象。一个词在诗的层面,往往能给我们带来更丰富的多重感受和发散式的思考。诗人杨克在《人民》组诗四首中,以“人民”这个词呈现了诗意的多维性,使一个平面的词成为一个立体的,可供思想进行穿梭碰撞的空间,同时也是有别于他人的语象构筑。

人民,这一称谓往往是统治阶层口里的词汇,通常“人民”这个词出现的时候,是在一些冠冕堂皇的演讲场合与书面文件上,这个时候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可以行使国家权力,决定国家盛衰的主体。所以我们印象中的人民就是“高大上”的“主人人民”。

诗人在《人民(一)》这首诗里做了一个巧妙的开篇,那些讨薪的民工。那些从大平煤窑里伸出的/148双残损的手掌。/卖血染上爱滋的李爱叶。/黄土高坡放羊的光棍。/沾着口水数钱的长舌妇。/发廊妹,不合法的性工作者。/ 跟城管打游击战的小贩。/需要桑拿的/小老板……”以一二节对各种职业、各种状态中的人的罗列,来把“人民”这个称谓落到实处,把我们从“高大上”的惯性中拉到现实面前,甚至精确到一个具体的名字“李爱叶”,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每一个“我”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每一个卑微的“我”。而诗人接着又说“这个冬天我从未遇到过‘人民’”,这是为何?因为这个装聋作哑的句子是诗人设置的一个让人思考的节点。它让人在这个停顿中更鲜明地认识到,我们所听到、读到的“人民”和现实中“只看见无数卑微地说话的身体/每天坐在公共汽车上/互相取暖。”的“普罗人民”并不重合,两者之间有着怎样的距离。

我们终究知道,理论上的“主人人民”并非实际上的权力资源、话语权的掌握者。这种悖论式的角色决定了这无数“卑微地说话的身体”最后还是得“像肮脏的零钱/使用的人,皱着眉头,把他们递给了,社会。”,继续其被忽略,或在口头上、书面上被轻轻带过的命运。诗的结句可谓点睛之句,也正是这首诗产生张力与意味的所在。而这组诗的《人民(之二)》《人民(之三)》《人民(之四)》也以同样的见微知著呈现了不同国家的人民性与地域意识。



3、表达:口语与语象的共冶3、表达:口语与语象的共冶



胡适提倡作白话诗时,便说用“活字”入诗,活字即正在使用的俗语白话,在今天也即是我们所说的口语了。杨克的诗歌语言基本是以口语和意象的共冶来完成诗意的呈现。“口语”化的诗歌在21世纪的兴盛应该说有它的必然性,口语诗在《诗经》等古代篇什中早已有之,但真正大范围、大幅度地进入人们视野是在21世纪初的时候,这并不是肯定“口语诗”的好坏,而是指它的影响力度,深广度、覆盖度。因为此时的一部分诗人已意识到一味的抒写“记忆”中的乡土已脱离了诗歌的现代性,城市化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走向,但现实的纷纭复杂和价值观随着商品时代而产生的摇摆让人无从抒情,一部分的诗写者已有意识地从自己所熟悉的日常生活的入口处开始,试图打通城市诗歌的路径。而口语的兴盛对于城市诗歌来说也许是一个比较容易进入的方式。因为对于新事物的认识,往往要通过命名来确认,而口语是正在使用的日常语言,是最贴近每个时代脉博的,对最新的事物有着最初的敏感,简洁而生动,也更容易走近大众,缩小技术上的边缘化。口语可抒情、可叙事、可调侃的自由变换对诗写的准确性和诗意的拓宽是有一定作用的,所以,适当使用口语(区别于口水化的口语),与原本的各种抒写方式共冶一炉,对于表达的裕如应是有益的。但紧贴时代的诗写因为口语的通俗性,也因为对新事物的抒写相对于已形成意象的事物往往显得较为生硬,容易形成不够精炼的感觉。这是每一个敢吃第一个螃蟹者所要注意,也必须承担的。

杨克的《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地球,苹果的两半》《额尔古纳的白杨》等,就是活的语言与象形物的结合,配以意象、思想的深化,把直观的象形联想与抽象的共性特征连结在一起,便有了多维丰满的感染力。正如白居易的“樱桃樊素口”般,樊素口因为樱桃这个象形物而增加了可感性,而樱桃也因为诗人的抒写而成为芳唇小口的代名词。杨克在《额尔古纳的白杨》中写道“秋风掀翻了天空的陶罐/泼洒下斑斓的油漆……像一个小妇人沉醉于今生/的幸福,满脸绯红”,这些真切可感的象形联想给读者留下了清晰的印象。“亿万儿女手牵着手/在枝头上酸酸甜甜微笑……穿石榴裙的姐妹啊亭亭玉立/石榴花的嘴唇凝红欲滴//我还看见石榴的一道裂口/那些餐风宿露的兄弟”(《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这里把石榴的多籽与祖国的多民族多人口相联结;把裂口而露出的果籽与餐风宿露的民族兄弟相类比;还有苹果与地球的象形,在手掌里的植物苹果与手机苹果的并置,“我在西海岸的黎明中醒来/在东方你正进入黑夜/地球是一个苹果……苹果和另一只苹果/在手掌里 东半球与西半球/那么近 如同邻家女孩”(《地球,苹果的两半》)都让人会心一笑。

杨克在诗歌中所呈现出来的正视物质垫基作用的态度,与更换旧有的观念、构建新的价值体系与人文关怀的努力,呈现了城市既具痛感又真切温暖的复调面相,也为时代提供了一个可供回味的切面。同时在代际经验的呈现上,显示出其鲜明的特性与创新的活力。


(《文学自由谈》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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