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利:陈忠实的寂寞
2018-04-13


晚年的陈忠实是寂寞的。

不是宁静。宁静没有内心的波澜。

寂寞的晚年,时间应该从2001年算起,直到他2016年去世。2001年,陈忠实59岁,摸六十的人了。

陈忠实的寂寞,是我后来发现或者说是感觉到的。他去世后,近一年来,我常常打量他的一生,也时时回想我和他的交往,寂寞,是我对他晚年最为深刻的一种感觉。

寂寞,指的是内心。他的晚年,当然也不缺少外在的繁华,但是那些繁华难掩他内心深重的孤寂,和落寞。

细细回视陈忠实的一生,他50岁以前,《白鹿原》出世以前,在文学事业上,在文坛,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也辉煌过,也落寞过,但是总体上看,他是不断咬着牙奋进的,为了他心爱的他视为神圣的文学事业,“吭哧”“吭哧”(陈忠实用语,像声词,意在形容特别使劲而且吃力地干一件事。陈忠实1991年9月19日致白烨信中两次说到“我正在吭哧的长篇”)不断努力,是一个埋着头苦干实干的形象,甚至不无某些拼命的意味,刚硬,坚毅,“豪狠”(陈忠实的朋友李下叔于1987年曾用“豪狠”一词来概括陈忠实的气性,陈忠实觉得“豪狠”这个词很得劲,也很对他的心思)。由一个高考落榜青年,到以文学改变命运而成为一个工农兵业余作者,从一个农民到农村基层的国家干部,从业余作者再到专业作家再到一个省的作家协会副主席,不“吭哧”“吭哧”,没有“豪狠”,是断然不能的。何况,他到了44岁以后,还发誓要给自己弄一个死了以后可以“垫棺做枕”的作品,不然觉得对不住自己,对不住自己几十年爱好文学这份苦心和痴心,如此,除了“豪狠”,他还能有别的选择,还敢有别的心态?

50岁以后,也就是《白鹿原》问世以后,陈忠实的人生有两大“意外。一个“意外”,是他当了陕西省作家协会的主席。为什么是“意外”?因为原来定的是路遥当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路遥不幸于换届前病逝。另一个“意外”,是《白鹿原》问世后不仅很火,而且还得了茅盾文学奖。尽管陈忠实后来多次说过,他写《白鹿原》时“我知道我写的是个啥东西”,但他首先对于能否出版心存疑虑,第二出版后文学界是何反应他也没有把握,第三,能否得奖,更是不好判断的事。人在事中迷,对自己用“全部”的“生活储备”和“全部”的“艺术能力”还要加上全部的艺术勇气(1990年10月24日,陈忠实在致何启治的信中谈到《白鹿原》的创作,说“这个作品我是倾其生活储备的全部以及艺术的全部能力而为之的”)所创作出来的作品,陈忠实对其“成色”(陈忠实语)并无太多的把握,对其问世后的“前景”也不敢多想。他当时的全部期望,就是能出版就算事成了。所以,《白鹿原》写成后,他把稿子拿给同事李星看,李星没有表态前他一直心悬着;李星说了一句“咋叫咱把事弄成了”,他又惊又喜,一时身僵意迷,李星再说什么他居然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所以,他在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高贤均读了《白鹿原》给他的来信后,欣喜若狂,在自家的沙发上又跃又伏,又吼又叫。不仅这些出乎他的“意外”,而且《白鹿原》的热销和大获好评以及过程虽然曲折但是结果甚是佳妙的茅奖摘取也都出乎他的“意外”。事出“意外”的好事,自然让人既惊且喜,陈忠实心态大好当然是自然而然。

因此,陈忠实从50岁以后到59岁这八九年间,人生到了开花结果的时期,也真如古人所说的,是“得意”时期,时时风和日丽,处处掌声鲜花。人都有得意的时候。李白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孟郊则说: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得意”时期的陈忠实是一个什么状态,我基本上没有印象。我那时不仅对陈忠实,而且对整个作协(陕西省作家协会,以下简称“作协”。我所供职的单位)的人与事都不关心,所以印象是一片模糊。倒是很多年后,有一次几个朋友与陈忠实在一起聚餐,餐罢陈忠实回去了,几位留着未走的人闲聊,此时已经从作协调走到了省社科院的张艳茜,说起当年的陈忠实,说:“噢哟,陈忠实当了主席后的那几年,那个盛气,那个霸气哟……后来到农村住了两年,回来以后,忽然变了一个人似的,那个谦和,让人吃惊得很!”张艳茜随口说的这个话,给我印象极深。记得是《白鹿原》获得茅盾文学奖后,1997年12月30日的晚上,陕西作协、西安日报、西安晚报在西安南大街的大峡谷俱乐部举办《白鹿原》获奖庆贺会,有一百多位各界人士参加,贾平凹在会上有一个题为《上帝的微笑》的发言,他说:“当我听到《白鹿原》获奖的消息,我为之长长吁了一口气。”“上帝终于向忠实发出了微笑,我们全都有了如莲的喜悦。”而主持这次庆贺会的,就有当时在《延河》编辑部的张艳茜,她和同在《延河》编辑部的诗人苑湖,一个女声一个男声,共同以诗一样的语言主持整个庆贺过程。陈忠实那时还兼着《延河》的主编,主办这个庆贺会的,主要是《延河》编辑部一干人马。我那时不知在哪一个角落坐着,留下印象的,一是贾平凹的讲话,一是张艳茜和苑湖的主持,我那时还很惊奇,一个庆贺会,居然还能搞得跟一台演出似的,男女声主持,各路嘉宾依次出场唱赞,配以大峡谷俱乐部的声光电舞台效果,真是声情并茂。还有一次, 1998年8月中旬,作协在眉县要召开一个陕西中青年作家的专题研讨会,临出发前,作协参会工作人员一二十人集中在陈忠实的办公室,张艳茜因为有事想请假,陈忠实发了火,而且当众批评了张艳茜。作协是一个文化人的单位,我总体上的印象是,这里人人至少表面上都是一团和气的,我第一次见陈忠实发火批评人,不留情面,也是第一次甚至是唯一一次见作协领导当众批评人——作协是知识分子单位,知识分子讲究的是温文尔雅,很吃惊。显然,那个时期的张艳茜比我更了解陈忠实,所以她说陈忠实当年“那个盛气,那个霸气”,我是相信的。

当然,此一阶段的陈忠实,也有“豪气”,豪气干云。多半生埋头创作,年过半百以后多少有些“意外”地荣任被誉为“文学大省”被称为“文学重镇”的陕西省作家协会的主席,陈忠实还是很想大干一番的。陕西作协有过辉煌的历史,但积弊也久。从1954年到1993年,近四十年间,陕西作协(最早称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是西北五省的作家协会)有三届领导,主席皆为从红色延安过来的文艺老战士,马健翎,柯仲平,胡采。现在,终于轮到陈忠实他们新的一代上来了,又乘着当时文坛盛刮的所谓“陕军东征”的东风及其余威,1993年在陕西省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第四任主席后,陈忠实在他所作的闭幕词中,激昂而豪迈地讲:“我们倡导这个群体的每一个成员,有勇气有锐气有志气有才气有风气。我们相信在这个群体里会形成大胸怀大气魄大视野,出现大作品大作家。”“陕西作家应该而且能够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出无愧贡献!”这里所讲的“五有”和“五大”,也是本次大会的主题词,曾书写为巨大的横幅悬挂在会场周围,非常醒目。可以看出,在老一代作家渐次谢幕而由青壮年作家登台的这一届代表大会,包括陈忠实在内的主席团不仅显得朝气蓬勃,显出要大有一番作为的态势,而且目标宏伟,对于未来的期待值很高。

在闭幕词中,陈忠实在分析了陕西作家群的现状之后,还讲了未来工作的中心:“未来十年对于无论哪一个年龄档次的陕西作家都是至关重要的,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任何一个人都耗费不起有限的生命。本届代表大会产生的主席团,将清醒地认识并理解这一基本的现实,将坚定不移地围绕保证作家进行艺术创造尽最大可能释放各自的艺术能量这个中心而开展工作。”“我们将把改善作家创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作为最现实最迫切的一件工作提上议程”,“我们将努力倡导另外一种有利于作家进行创造的环境和氛围,即和谐”。

当了陕西作协主席以后,陈忠实着实忙了几年,差不多有六七年的样子。所忙的事中,有一件就是给作协建办公楼。陕西作协所在的院落始建于1930年代,原来是国军第84师师长高桂滋的公馆。1936年双十二事变后,蒋介石就被软禁在前院的西式建筑里。这个院落分为前院、中院和后院。前院主体是一座带有地下室的西式建筑,坐北朝南,院子中间有一个喷水池。中院是花园。后院是室内层高约三米的平房,实木地板,室外青砖碧瓦,围成古色古香的三个小院。作协的两个公开刊物《延河》《小说评论》和一个内部刊物《陕西文学界》的编辑部,创联部,还有部分作协内外员工都住在后院这三个小院里。中院的花园已在1980年代废弃,建了一个三层楼的招待所。作协的主要业务部门都在后院办公,陈忠实自己的一间办公室当年也在这里。但房屋年久失修,虽然院子里的腊梅、玉兰还有高可参天的梧桐以及高大的平房在在显示着这个院落的出身不凡,但毕竟在风雨中挺立了六十余年,四处可见墙倾屋圮,每逢下雨,有些房间的顶棚就会掉下来,伤人毁物。所以,给作协建一个办公楼就成了新一届作协领导班子诸项工作中的一个当务之急。

建楼是一项大工程,报,批,要钱,施工,诸种事项既复杂还有困难。陈忠实放下创作,忙于那事,也忙这事。有一次,为办公楼的事,事先约好了,他和副主席兼秘书长晓雷去找省长,早早去了,等着接见。好不容易等到与省长在办公室见面,省长一句正事不谈,却大谈自己对某地区一个小戏的看法。陈忠实只好恭听,心里巴望着省长快快谝完闲传,言归正传说说盖楼的事。不想省长兴头很足,从中午十一点半谈到了一点,后来一看表,挥挥手说要吃饭休息。陈忠实出来后,仰天大笑两声,冷笑两声,然后对同来的晓雷说:“这个省长是个二毬、白痴!旧时代的官僚尚且知道尊重文人,这人则连为官做人起码的常识都不懂!”能骂省长,也算豪气。

由此看来,处在主席之位,虽然想做些事情,但有时候也确实做不了多少事情。陈忠实做了省作协主席后,由于后院盖楼,他的办公室也搬到了前院,就是当年软禁蒋公介石的屋子。作家方英文见了,曾打趣地说,现在陈主席自己把自己软禁了起来。

50岁以前的陈忠实,我接触的也不多。我是1988年4月底调到作协的,而这个月的月初,4月1日,陈忠实在他的乡下老家、在草稿本上写下《白鹿原》的第一行字,开始了长达4年的《白鹿原》创作。我在作协机关工作,陈忠实在乡下写作,也见面,但是不多,交往更少。印象深的有两次。一次是,陈忠实还住在乡下写他的《白鹿原》,隔段时间回城里办一些事。有一次,陈忠实有急事,骑了一辆旧自行车过西安东大街,东大街那时白天不准自行车通行,他被纠察人员拦住,硬要罚款,他怎么解释都不行,最终还是被罚了两块钱。陈忠实气恼且有点沮丧地把这事讲给我听时,我一边笑,一边给他说,你说你是作家陈忠实,他们也许就不罚了。陈忠实说,人家看咱更像个稼娃(关中方言,农村人的意思)。确实,那时的陈忠实走在街上,更像一个乡下人。有一次,我在街上碰见他,打了招呼后,回头还注视了一下他散没在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的背影,觉得他确实更像个地道的关中农民。还有一次,陈忠实搬家,是作协家属院的家,记得是从一个小二居室搬到现在的小三居室,找到我和我们《小说评论》编辑部的小孟帮忙,东西不多,他、我、小孟,三人一早上就搬完了。中午他请我们吃饭,东大街一个叫“太阳神”的小饭馆,点菜时他问我爱什么,我说我最爱吃土豆丝,他说:“你这个人好打发!”

同陈忠实来往多了,是他晚年的事。

2001年6月的一天,我在长安县兴教寺下边的老家闲居,接到陈忠实打给我的一个电话。他问我在哪里,我说我在乡下老家,他听了居然大笑起来,然后说:“我也在乡下老家。”又随口感叹道:“君在城之南,我在城之东。隔了一道原,都是乡下人。”我才知道他也在乡下。听说我在乡下,他竟如此高兴,我有些不解甚至诧异,因为我经常回乡下而且在乡下住,有时一住就是几个月。我到作协没有几年,就借老宅迁移的机会在乡下老家盖了几间平房,带一个院子,起名“南山居”,时时自己住或同一帮朋友吃、住、玩。后来我才知道,陈忠实是在2001年春节过后回到乡下住的,这一住,就是整整两年。他回乡下住和我回乡下住,心境是不一样的。我这人比较闲散,想在乡下盖房闲居,是30多岁就有的念头,盖了房后,又不断地在院子折腾,一会儿种树养花,一会儿又挖出一个鱼池,寻找江南的感觉。我的老师王仲生先生和散文家匡燮听说了,专门来看,一进门匡燮就批评我:“人家都扑着扑着往前争哩,你年纪轻轻的,咋一天到晚躲到这里寻清静呢!”而陈忠实回到乡下住,后来我才知道,则是为了躲他认为的“腻”和“龌龊”。2003年12月11日,陈忠实在城里二府庄写了《原下的日子》散文,回顾他回乡的日子,曾引白居易的《城东闲游》抒怀:“宠辱忧欢不到情,任他朝市自营营。独寻秋景城东去,白鹿原头信马行。”他还对这首诗进行了自己的阐释,并且略作发挥,“一目了然可知白诗人在长安官场被蝇营狗苟的龌龊惹烦了,闹得腻了,倒胃口了,想呕吐了,却终于说不出口呕不出喉,或许是不屑于说或吐,干脆骑马到白鹿原头逛去”。他认为白鹿原是干净的,“还有什么龌龊能淹没能污脏这个以白鹿命名的原呢?断定不会有。”于是他回到了乡下。后来知道了陈忠实是这样的心境,我才理解了他为什么听说我也在乡下他会那么高兴。他打电话是问我一些关于汉中诗人李汉荣的情况,他此时正在为李汉荣的诗文写一篇品评性的文章。

陈忠实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他的身上没有丝毫的隐逸气。甚至,他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归隐到什么地方去。他曾很多次说过,文坛就是一个名利场,他不讳言要在这个名利场中争取自己的东西。2002年1月22日,我和他去泾阳参加一个活动,晚上无事,我去他房间聊了很久。他非常肯定地说,他从来不言淡泊,就是有功利心。可是,2001年春节过后,他却独自一人回到了乡下的“祖居老屋”,居然就是步上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人走过的路子,归去来兮,隐于乡村。散文《三九的雨》充分地写出了他当时的心情。他写道,回到祖居的老屋,尽管生了炉火,看到小院月季枝头暴出了紫红的芽苞,传达着春的信息,但久不住人的小院太过沉寂太过阴冷的气氛,一时还不能让他生出回归乡土的欢愉。文字之外,让人感受到的,其实是他的心情许久以来过于郁闷,也太过压抑,所以,尽管回归了朝思暮想的老屋,但心情一时还是难以转换,是一派春寒的冷寂。“这个给我留下拥挤也留下热闹印象的祖居的小院,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我站在院子里,抽我的雪茄。”“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原坡上漫下来寒冷的风。从未有过的空旷。从未有过的空落。从未有过的空洞。”一连三个排比句,三个“空”字,三个斩钉截铁的句号,极力表达着作者内心的空茫、孤寂和落寞。 他写道,“我听见架在火炉上的水壶发出噗噗噗的响声。我沏下一杯上好的陕南绿茶,坐在曾经坐过近二十年的那把藤条已经变灰的藤椅上,抿一口清香的茶水,瞅着火炉炉膛里炽红的炭块,耳际似乎缭绕着见过面乃至根本未见过面的老祖宗们的声音:嗨!你早该回来了!”

“嗨!你早该回来了!”这是陈忠实的表达语言。陶渊明或千古以来文人的表达句式是:“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意思是一样的。陶渊明也是回归了家乡。所不同的,是陶渊明辞了官,陈忠实没有辞。陈忠实写,第二天微明,他在鸟叫声中醒来,“竟然泪眼模糊”。闻鸟声居然泪眼模糊,似乎不大符合“硬熊”陈忠实的性格,显而易见,是陈忠实此时的内心太过敏感,感情太过脆弱。傍晚,他走上灞河长堤,看到一个男人在河滩里挖沙筛石。他久久地站在那里观看,直至入夜,浮想联翩。在这一年的5月12日,陈忠实写了短篇小说《日子》,写的就是一个“硬熊”,一个挖沙男人的生存状态和赖以生存的精神世界,其最初的生活触动点,显然就是来自这一天傍晚他的所见、所感与所思。

《原下的日子》,是陈忠实一篇散文的题目,后来陈忠实把这个题目用于多处,包括书名。显然,这个“原下的日子”极有象征意义,也耐人寻味,它可以从象征的意义上概括晚年的陈忠实。作为散文的《原下的日子》,充分表达了陈忠实的内心,寂寞,但不宁静,充满了波澜。

还是在这篇散文里,陈忠实写道:“我不会问自己也不会向谁解释为了什么又为了什么重新回来,因为这已经是行为之前的决计了。丰富的汉语言文字里有一个词儿叫龌龊。我在一段时日里充分地体味到这个词儿的不尽的内蕴。”其实,在这里,陈忠实反复斟酌拈出的“龌龊”一词,已经透露了他复归原下的原因。

很久以后,甚至在陈忠实去世后,我反复打量他的晚年,才清晰地发现,其实,从2001年以后,他就走出了作协——陕西作协,再也没有回去过。在他50岁以后到58岁这七八年间,“豪气干云”的陈忠实主席是一直住在作协的,后院是家,前院是办公室,他喜欢待在他的办公室,晚上也常常待在那里。他的办公室大,占高桂滋公馆东侧,就是当年拘押蒋介石的那个房子,里外两间,里间办公,外间会客。作协一帮人,晚上有事无事,都好到他的办公室串门、闲坐。回想起来,我在他那个办公室外间看过世界杯足球赛,因为那里有一个大彩电;还和作家王晓新、评论家李国平以及新华社记者李勇(李勇是李若冰的二公子,属于作协子弟)在他办公室外间打过红桃四(一种可以赌博的扑克玩法)。记得我们四人在外间打着红桃四,旁若无人地乱争乱吵,陈忠实在里间办公,也出来坐,他从不玩牌,只是坐在旁边抽他的雪茄,有时还拿起桌上的西凤酒干喝上两口,既不观战(他会下象棋,不懂红桃四),也不觉得干扰。2001年以后,他走出了这个办公室,也走出了陕西作协,先是在乡下住了两年,后来回到了城里,移到二府庄的西安石油大学,那里给了他一套房,可以使用,没有产权,他白天在那里写作,晚上回家。回城后的最初一段时间,他在星期日还去办公室,毕竟他的家就在作协办公院后头的家属院,几分钟就能走到办公室,来去方便。但是很快,星期日也不来了。陈忠实主席的办公室虽然几经搬、换,但一直是有的,但是他基本不来。身走了,心在哪里呢?

还是在2000年下半年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骇人的话。在作协,我向来对我工作之外的事不大关心,什么事、什么话让我知道了,我想我即使不是最后一个和最迟一个,至少也是末知后闻,作协当年的党组成员、秘书长、办公室主住后来的文学院院长王维亚,就把我称作“作协的陶渊明”,陶渊明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桃花源中人都听到了,想必至少文学圈子里的人多半都有了某种耳闻。我听到的那个话是:“在作家协会,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党的声音!”据说这个话是在一个什么会上说的,也对个别干部说过。后来,很久以后,我还听到一个也很骇人的话,那个话说,在某人和陈忠实之间,“这是阶级斗争!”听到前一个话后,我一直不解,也很纳闷:陈忠实固然是陕西作协主席,但也是共产党员甚至还是党组成员——相当于作协的政治局常委呀,难道他说的话就不是“党的声音”——共产党员的声音,难道还成了国民党的声音不成?而后一个话“阶级斗争”是什么意思?原话据说还带着一个“你去我留”的意思,虽不至于你死我活,却也是势不两立了。

很久以后,我听到有人说我和陈忠实“走得近”,我冷静地打量我走过的路:你是“走得近”吗?我的感觉是:我一直就站在那里,不远也不近。当陈忠实住在乡下弄他的“枕头工程”时,我刚调到作协,我们只是偶尔相遇,只是打打招呼,最近的也就是给他帮忙搬搬家这样的交往;当他“豪气干云”的时候,应该是我不知道陈忠实一天在干什么,陈忠实更不知道我在干什么,至少,在作协,我即使不是离陈忠实最远的一个,至少也在“圈子”的外围,因为陈忠实那个时候被包围着,我这样的“陶渊明”很难看见;只是,当陈忠实突然遭遇“阶级斗争”时候,围在他身边的人“呼啦”一下都撤了,都退得远远的,我,还站在那里,就显得离陈忠实近了,甚至是最近的一个,这才给人一个“走得近”的感觉。


我一直站在那里。

我说的,是我和你的距离。

不远,也不近。

当人们涌向你时,我显得有些远。

当人们躲开你时,我又显得有些近。

因时与势,人们争先,或恐后,

而我,并没有移动半步。

我一直就站在那里。


陈忠实在世时,我就是这样的感觉,他去世后,我也是这样的认识,有一天,我写了上面一段话记在日记里。这段话比较准确地表达了我和他的距离,或者说是关系。


同陈忠实第一次很“近”的活动,是他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后,由我张罗给他办了一个少数朋友间私下的庆贺会。

2001年12月26日,陈忠实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六届一次全委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得知消息后,我给还在北京的陈忠实打了电话,表示祝贺。说实话,打这个电话之前,我还没有对任何人的升迁晋职之类的所谓喜事表示过任何形式的祝贺。我从心底认为这样做庸俗。还在陈忠实未正式当选副主席之前,北京有一朋友就给我打电话,说陈忠实要当中国作协副主席。我听了也高兴,但听了也就听了。当选消息正式发布这一天,我当时还住在岳母家,早上,先是接到我的老师王仲生先生的一个电话,王先生和陈忠实是老朋友,他在电话中很高兴地给我说了这个消息,接着以商量的口气对我说:“忠实回来了,是不是咱们给他庆贺一下?”放下电话,我看了岳母家订的西安一家报纸当天的新闻,上边载有陈忠实当选的消息,很醒目。陕西乃至整个西北五省,当中国作协副主席的,以前只有一位,柯仲平。柯虽不是陕西人,但他是老延安,也曾任陕西作协的前身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的主席。陈忠实是时隔多年以后第二位荣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陕西作家,这是陕西文学的光荣。我觉得我应该给他打一个电话祝贺。电话一拨就通,先说了祝贺,想了想我又说,王仲生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回来,想同你聚一聚,庆贺一下。陈忠实听了,略一思考,说:“朋友们聚一下热闹一下也好。”从他的声音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的心情是轻松的,也是高兴的。

2002年1月3日下午,陈忠实从北京回到西安。先一天晚上,我在电话中和陈忠实沟通庆贺会拟邀请的人员。他提了一些人,其他的让我斟酌着办。他提的人,都是作协以外的。我问他要不要邀请作协的人,他说:“一个都不请。”然后,他略微迟疑了一下说:“司机咋办?”我知道,他从北京回来,由于是公事,是作协的司机到机场接他。我说:“这个你定。司机来,就来;不来,我安排车接你。”他想了一下说:“坐你的车吧。”

3日下午,陈忠实由西安咸阳机场回到建国路的家,放下行李,就出门换乘由我安排的一辆挂军牌的小车,直接来到长安县韦曲的绿园度假村。那些年,我虽在作协工作,但不在作协“玩”,朋友基本上都是西安高校的一些搞文学研究或批评的教师,多是清谈之士,也有交游广、组织能力强的;军车就是一位高校的朋友帮忙借的。所以,那一晚的朋友间的庆贺会,陈忠实提名请的,多是和他年龄相仿的教授文学的高校教师,我请的,也多是和我年龄相近的高校教师。绿园度假村老板马宏伟和我是乡党,我们很熟悉,他不仅是《白鹿原》迷,也是陈忠实的崇拜者,他热情接待,安排了庆贺会场和接风晚宴。庆贺会由我主持,二十余位文学界的朋友汇聚一堂,纷纷讲话表示祝贺,现场还有文学青年向陈忠实献花。朋友们讲完话后,陈忠实发言,他说:“就两句话:一,感谢大家;二,该干啥还干啥。”

同陈忠实第二次很“近”的活动,是与陈忠实的一次聊天。2002年1月22日下午,应泾阳吉元集团总裁陈元杰之邀,陈忠实去泾阳参观那里的吉元工业区,我也应邀同去。晚上住吉元大酒店,洗完澡,我到陈忠实房间,和他说闲话。陈忠实说他夜里一般到凌晨1点睡觉。此时10点刚过,时间还早,我们就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

说了一会闲话,我忽然想起,先一天晚上,作家朱鸿到我家,邀我和他一起去萧云儒家,见了萧云儒。萧闲聊中说,陈忠实当了中国作协副主席后,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是字值钱了,最少翻一番。我就问陈忠实,你现在的字一幅多少钱?陈忠实说,他还没有从北京回来,就有人打电话向他要字;回来后,有一个经营字画的人找到他,说要垄断销售他的字,给他的价格是一千元一幅(此前是五百元一幅),但是要求他不能再给别人写。陈忠实说,咱的心理是薄利多销,一千元一幅,恐怕要的人不会多,就让那个人先试着搞,不行了再说。又说,四尺整张、不写要字人姓名的,给买字者是一幅一千元;但由于常有朋友索要,就不能要钱,他给卖字者说,有朋友要,他得给,但都写上索字者的姓名。我给他建议,再过上三两年,出一本字配照片再配一些简短文字的书,图文并茂,喜欢的人可能不少,同时也能增加你的字价。同时建议,你应该多写一些自己创作的诗词和感悟性话语,因为你首先是一个作家,写唐诗宋词这一类前人的或者别人的诗词名句,只有书法欣赏的价值,而写自己的话语,既有书法价值,也有一个作家研究的资料价值,附加值更高。我说,你现在不仅仅是你个人了,你要重视给自己留下一些可资后人研究的资料。说到这里,陈忠实看着我,却没有说话。我继续说,胡适很年轻的时候,大概是回国到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时候吧,就已经意识到他将会是一个历史人物,就很注意自己的形象,注意给后人留一些历史资料,重视日记、手稿的保存,包括往来书信,他都很注意保存。听到这里,陈忠实问我,胡适是不是给别人写信还留底。我说,有些信,比如一些重要的信件会留底,另外收信人也很珍视这些信件。我还建议说,你可以根据不同的文字内容,即不同的思想感情,用不同的笔墨表达;书法最主要的东西是表现个性,表现特定的思想内容,它不仅仅是一种形式美。陈忠实深以为然,说,他看鲁迅的字,茅盾的字,老舍的字,确实各有各的个性,作家的字最能显现自己的性情。

后来又聊到官的问题。这一天早上,省委来作协搞民主测评和问话,要提拔某人,引起很大震动。陈忠实和我在同一单位,我们都回避谈单位的人和事。我当时刚分了新房,也成了新家。陈忠实对我说:你这个人心性淡泊,现在房子和家庭问题都解决了,安顿下来以后,要多写东西,搞评论,应该关注并参与全国性的文学话题讨论,研究一些全国性的文学问题,普遍性的文学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样才能造成更大的影响。我说,我对当官和弄钱都没有什么兴趣,是准备好好静下心来写东西的。陈忠实说:“四十岁后,日子过得很快。你现在的年龄(邢注:我当时44岁),是我八六年(1986年)的年龄,现在感觉就像是昨天的事。回想五六十年代,是感觉有些遥远,但四十岁时的事,确实就像昨天。人到了五十岁以后,时间更显得快。”他说:“我小时候,看那五十岁的人,就是个老汉。”我插话,杜牧有诗说“四十已云老”。陈忠实继续说:“那时在乡下,就有这样一个老汉对我说,人老了,就像日头下山一样快啊。那时不理解这话,现在理解、体会得很深。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你甚至不觉得它的移动;日头在头顶的时候,你也不觉得它的变化;到了下午五六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太阳下得很快,很快就落下去了。特别是太阳压山的时候。”陈忠实睁大眼睛看着我,边说边在茶几上比画:“太阳压到山上的时候,你先看还是一轮,很快就变成了半个,紧接着,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就下去了。这时候,你会感觉到黑夜突然降临了。”接下来,他强调说:“人生要抓紧。”他说:“那个时候,我在四十多岁时,突然感到了强烈的生命压力,而这时正好有了一个好的题材。那时对历史的认识也有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不敢懈怠,就写了那部作品(邢注:指《白鹿原》)。”

说到官,陈忠实显然颇有感触。他提到了一位刚下台不久的某地领导,说:“这个人现在很难受啊。我跟他年龄差不多大,我现在很庆幸我选择了写作这条路。此人在台上的时候,前呼后拥,现在忽然冷清下来了,你想他心理上会是个什么感受?先不说弄了多少钱,钱可能不缺了,光是手上那些事,那些他亲自干的事,这个建设那个建设,现在忽然让他撒手不管了,心理上那个窝囊呀,确实难受得很。听说此人有一次在大雁塔旁边那个日本人修建的唐华宾馆吃饭,一时激动难耐,当众说了好些不该说的话。”停了一下,陈忠实继续说:“我是省委候补委员,几年来见的事,也让我感慨不已。光是开会,主席台上的你上我下,就让人很有看的。先是这个人当书记,在主席台上慷慨激昂地大讲‘开发’‘振兴’,忽然间,那个人来了,坐在台子上讲话,唾沫星子乱溅,这个人苦着脸坐在台下听,忍受着那个老汉那陕西腔夹杂着醋溜普通话的折磨。接下来,那个老汉还没坐满一届,第三个人又来了,老汉又坐在了台下,老老实实瞪大着眼睛,听一个比他年轻得多的人坐在台上又讲话,那个失落,那个难受,比啥都难受。”

我说,这就是《红楼梦》中说的,“乱轰轰你方唱罢我登场”,最后还不是“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这一晚,我们聊了很久才休息。

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半天睡不着。我想起先一天晚上萧云儒讲的一些话。萧云儒向来谨慎,但由于是朋友间私下闲聊,就也说了一些看起来是大胆的话。虽然都是大实话,但一说出来,还是令人吃惊,引人深思,让人明白一些道理。萧说:“年轻人不理解作协、澳门贵宾会的性质。澳门贵宾会、作协是什么?就是党和群众之间的桥梁,而不是群众向党提要求的组织。由于不理解,动不动就问澳门贵宾会、作协,你为什么不干这个,为什么不干那个,为什么不这样干,而要那样干……这是不知道澳门贵宾会和作协是干什么的。像对另类作家的评论,你小利可以随便说,我作为一个领导,就不能按自己的心意说。不然的话,纪检组就会问我:你为什么要对另类作家那样说呀?——文化单位居然还要有个纪检组,要纪检组干什么?一个没钱的单位,有屁经济可检查的?不查经济,管什么?就管你干什么。”萧讲:“另外还有一个人情问题。像我们这一代就不能批评胡采他们,为什么?他们是老师辈呀。中国人还是讲究师生情谊的。要到你们这一代,才可以批评胡采这一辈。有人说,历史问题留到孙子一辈去评说。孙子辈因为隔代,可以按自己的看法去讲。因此,历史的评价往往要留给后人。”我自己虽然也在作协工作了多年,但是听了这些话,还是有拨云见日的感觉。

我又想起陈忠实的人生态度。这一晚,陈忠实聊了很多。他说他从来不言淡泊,就是有功利心。看来是实话实说。但对有些事我还是感到不解,心想,他到了今天这个地位上,不说功成身退,激流勇退,归隐田园山林,此乃张良一类崇尚“从赤松子游耳”的人心向往之并可以做到的;陈忠实不是这一类人。他一是崇尚建功立业,二来意识深处没有隐逸思想,平时也不好佛道,没有受过“出世”“无为”思想的熏染,但是,似乎也可以深居简出,放下好多既无聊又无意义的事不管,落个清闲自在。可是他为什么还要抛头露面,弄得身疲心累,好像显得不甘寂寞呢?这几日偶然想到这个问题,忽然一下子明白了:陈忠实和他们那一辈人,那一代作家,包括贾平凹、路遥、邹志安、京夫等,出身贫寒的农家,从小受苦受难,一直在人生之路上奋斗挣扎,在文学之路上走得也不容易,用邹志安的话说是一直在“左冲右突”,期盼着的,就是有朝一日能浮出水面,放出光彩。今天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机会,有了今天的地位,怎么会轻言淡泊,又怎么会自我引退且甘于寂寞呢?一直没有的人怎么会轻言放弃呢?对这些问题,如果仔细检视一下他们的出身、经历以及文化背景,是不难找到答案的。

第二天,陈元杰请了天人书画院的一批文人书画家来,给县上领导写字。书画家们在一个大厅里写,请陈忠实在一个房间写。陈忠实只写半张纸,即将四尺整纸裁开,或条幅,或斗方,只写四五个字。陪同的陆德让他给吉友宾馆题字,陈忠实踌躇着说,写什么呢?写个“宾至如归”,没有新意;有一句话“睡觉睡到自然醒”,又觉得不那么合适。陆德是个机灵的姑娘,连说这个内容好。陈忠实就写了,说,这个怕不能挂在宾馆大厅,适合挂在房间里。按主人的要求写完后,陈忠实见我在旁边看热闹,说我给你也写一幅。关于内容,他琢磨了好一会儿,却没有下笔,看来他很认真,不知写什么好。问我,我说那就写“坐看云起”吧。此四字乃我第一本书的书名,也是我非常向往的境界。陈忠实把这四个字写在一张四尺对开纸上,写毕,自己评价说,“起”字最好,“看”字第二,“云”字第三,“坐”字笔墨未到位。陈忠实的人生态度是积极入世,对我这种“坐看云起”的心态似乎不想鼓励。写完后,又特意加了“小利雅兴”四个小字,表明此语不是他的意思,而是我的意思。

同陈忠实第三次很“近”的活动,是给陈忠实帮着办60岁生日庆贺活动。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作家朱鸿,同我是乡党也是文友,有关方面开了他的一个散文研讨会,陈忠实人在外地不能赴会,但是发了贺信。为感谢陈忠实,2002年4月2日,朱鸿约我同他一起去看望陈忠实。陈忠实住在西蒋村乡下老家,我和朱鸿约在作协的门口会面。在作协门口,又碰上作协已退体的原创联部主任李秀娥,她和几个人也因事要找陈忠实,我们几路人马就一同去了西蒋村。同去的有我、朱鸿、李秀娥,还有杨立英、宗鸣安、杨毅和李君利。当时谁跟谁是一路记不大清了,大约朱、杨、宗是一路,李、杨、李是一路。到了西蒋村陈忠实老家,陈忠实见忽喇喇来了这么多人,显得很高兴,说是“看乡里人来了”。晚上,朱鸿做东,感谢陈忠实为他散文研讨会发的贺信,请陈到离西蒋村不远的半坡湖度假村吃饭,大家都去了。席间,李秀娥说起今年是陈忠实的六十大寿,应该庆贺一下。陈忠实高兴地说:“可以聚一聚,热闹热闹。”众人就议定今年给陈忠实过六十大寿。

散席后,大家做鸟兽散,如何过这个六十大寿,好像没有人再提起,事情就落在了我的头上。我拉了朱鸿和杨立英,杨立英又拉了西安饮食集团的负责人王一蒙,几经碰头与协商,包括几次到乡下与陈忠实讨论,商定如下方案:



一、规模:邀请100人,按150人接待准备。

二、性质:非官方。朋友间,民间式。

三、庆贺会主办单位:西安饮食集团。地点:常宁宫。

四、主题:陈忠实先生60华诞暨文学生涯45周年庆贺会。

五、形式:笔会,宴会。

六、要求:不张扬,不宣传。但可以请媒体的有交情的朋友记者参加。

七、安排: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不论官大官小,不管有钱没钱,都是朋友,不分主次,见座就坐。




 请谁参加,当然是陈忠实自己定。

关于请谁不请谁,陈忠实说了一句话,我印象深刻。他说:“‘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不请谁,都得罪人,谁都得罪不起。”对省上的几个领导朋友,他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不请,他担心引起其他误会。但是,关于陕西作协的人,他态度明确而坚定:“一个都不请!”

庆贺会的日期定在7月31日,这一天是农历六月二十二日。陈忠实出生于1942年农历六月二十二日,公历是8月3日。陈忠实过生日,多按旧历也就是农历过。

事情议定后,虽然这个活动有西安饮食集团主办,但他们对活动主人陈忠实这一方不熟悉,请人,迎送,会议安排,笔会安排,宴会客人的招呼,节目安排等,都需要陈忠实一方安排或配合。我就自然而然成了陈忠实一方的总协调和总指挥。陈忠实拟定邀请的社会贤达、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教育界、企业界和球迷朋友,最后总计约150人,我们按200人准备接待,结果,来宾超过300人。有西安的,也有外地的,还有外省市的。筹办过程中,有一天,我到王仲生先生家与他商量一些事,王先生接了一个电话,对我说:作协某某想来参加忠实的生日,说他是忠实的老朋友,咋办?我说:这事是陈先生的事,得问他。王先生当即打电话给陈忠实,陈忠实说:“甭让来!小心耽搁了人家的前程!”王先生后来是怎么回复对方的我不知道,总之,那人后来没有来。

“小心耽搁了人家的前程!”这是陈忠实当时对作协的人“一个都不请”的一个慎重考虑。但是,我就是作协的人,他是怎么考虑的,我从不问,也没有想过,他也不说。倒是生日过后很久,有次聊闲天,说到什么话忘记了,陈忠实轻描淡写地说:“办生日的时候,你嫂子(指陈夫人王翠英)问我:‘作协的人你都不请,小利给你帮忙……’我说:‘小利是个不图名不图利的人。’”我听了,什么话也没有说。类似“小利是个不图名不图利的人”这样的话,记得评论家李建军也给我说过,他说陈先生在北京与他聊到我时说过这么一个话。这样的话,我无法接。我对自己其实很清楚,我并没有那么高的境界,“名”与“利”,都是好东西,怎么会一点都不“图”呢?只是在我,不愿意也不会“争”与“求”罢了。

作协的人尽管一个都未请,但还是来了几位比较年轻的人;当然,基本上都是和陈忠实有交情有感情的。但是,不能否认,也有人是带着任务来的。某人回去后,就汇报并散布开了一些与活动事实完全不符的话。没有不透风的墙,作协尽管很多人不便于来参加活动,但支持、理解包括同情陈忠实的还是大有人在。有人把在作协流布的一些话透露给了陈忠实,陈忠实听了自然生气。后来,因种种原因,陈忠实再也没有这样大张旗鼓地办过生日活动。

我后来想,我以为,陈忠实这次之所以愿意这样大张旗鼓地办一次生日活动,深层的心理原因,还是在乡下一年多,太寂寞了,太想念一些朋友了。所以,李秀娥一提议说过一下生日,他立刻说“可以聚一聚,热闹热闹”。当然,生日那天,李秀娥也没有来,因为没有请她。作协离退体人员中,陈忠实只请了一位,这就是原来的老领导李若冰。“陈忠实先生60华诞暨文学生涯45周年庆贺会”不是以某个单位的名义发的邀请,而是以个人的名义。

陈忠实的生日活动刚过,有一天我去作协,在前院碰到作家王晓新。王晓新见了我说:“小利,你办的这个生日活动弄瞎了。前途,就因为给人过这个生日,完了。”又说:“你原来还是被看好的么……弄瞎了,弄瞎了!”王晓新是个正直刚硬的好人,听他连连为我叹息和惋惜,我笑了几声,无言以对。

王晓新是一个有独立思想、有鲜明个性的作家。他对政治极其敏感,也非常关心。他关心的政治,主要是大政治。很多年后,他退休了,住在三原县城,我去看他,他老远见了就大声说:“我现在只关心世界局势,关心卡扎菲啥时候被收拾。国内嘛,政治局常委以下,我都不关心。”其实,他也关心小政治,极小环境里的所谓“政治”,有政治头脑,也有政治智慧,可惜是一个终身的反对派,和当权者永远处在对立甚至对抗的立场,所以,除了陈忠实当权时他的境况能稍好一些,其他的时候,境况都不妙。他和陈忠实是同代人,“文革”后因创作成绩突出,调到省作协。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和一些当权者闹翻,工资不要了,住房也不要了,很多年隐没于民间,不知所踪,用他的话说是“浪迹天涯”。陈忠实敬重他,当了作协主席后,多方打听,亲自把他请回作协,安排了工作,还给他评了“一级作家”(邢:王晓新评一级作家当之无愧)。但他该咋样还咋样,看陈忠实不顺眼的照样反对,和陈忠实吵、骂,甚至抡起椅子砸陈忠实,还把作协挂在大门口的牌子也砸了,理由是“这个省作家协会哪里像省作家协会?分明像一个乡政府”。当然,王晓新这个人头脑还是清楚的,做人也是有原则的,闹归闹,反归反,并不影响他对陈忠实其人其文从心底的敬重。哥俩惺惺相惜,既各自坚持个性,又相互尊重。王晓新是一位隐藏的或者说是被埋没了的作家,由于他坚持个性,他写了很多极有个性的作品,也正因为他坚持个性,这些有个性的作品也发表不了。这是他令人敬重的地方,也是令人惋惜的地方。见了我连说我“弄瞎了、弄瞎了”时的王晓新,正是他关心小环境里的小政治的时候,对新格局抱有侥幸心理,与新环境有某些互动,故了解某些内情。他说的话,并非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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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2月6日,傍晚的时候,古城下了这年的第一场雪。陈忠实从远方归来,约我吃饭。我安排在长安路上的西安国力仁和,请了两个朋友参加,一个是评论家仵埂,一个是作家朱鸿,陈忠实带作协办公室副主任、给他开车的司机杨毅参加。饭后,我们去附近的小花茶秀喝茶聊天。窗外是漫天的大雪,寒气从窗缝透进来,有些逼人。

那段时间,陈忠实行走远方(我印象中他是因公出国,但时隔久远,没有查到可靠的资料证实,故说行走远方),关于陈忠实有一些流言,来向明确,去向如风,众女嫉蛾眉,谣诼甚嚣嚣,对陈忠实不利。我虽非方外之人,却远离某种环境,尚有所闻,可见流言必广。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陈忠实,否则对不住朋友。此前,我们从来只谈文学,谈国事天下事,就是不谈小环境,刻意不谈。一谈,必涉及利害,一谈,必涉及是非。利害,是非,那是小人所谈的。所以,我和陈忠实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语不涉小环境,话不及我和他的利与害,也不论他人的是与非。这一晚,雪大,风寒,我和他也算有交情,再什么都不说,明知而不言,似乎也有些矫情了。

在座的仵、朱、杨,想必对流言早有耳闻,只是大家坚持不说,陈忠实也就蒙在鼓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告诉陈忠实一些什么,提醒他一些什么。仵埂、朱鸿我是了解的,杨毅我当时还不太了解,我示意陈忠实,杨毅可否回避。陈忠实严肃起来,他也许意识到了我要说什么,说:不用,杨毅因为给我开车已经被带累了(后来我才知道,杨毅因为是办公室副主任,主管派车。时当“在作家协会,只能有一个声音”的形势下,派司机接送一下主席陈忠实竟也非常困难,杨毅就自己开车。一来二去,陈忠实也习惯了只叫杨毅开车。他本无专职司机,这样一来,杨毅似乎就成了专职司机。杨毅从副处级的办公室副主任一直开到当了处级干部,又升为副厅级领导,都为陈开车,一直到陈忠实去世,亦属罕见)。我对陈忠实说:“关于你,有一些流言,有人有意渲染,谣诼甚嚣嚣,你得注意。”

我说的很简单,但陈忠实肯定听明白了。他神情严峻,半天不说话。仵埂、朱鸿坐在一旁不说话,杨毅也不说话。大家只喝茶,气氛凝重。见陈忠实心情沉重,我又说了一句:“也就是流言,不必放在心上。”陈忠实却说:“不放在心上是不可能的!”

又过了很长时间,陈忠实问我:“你认为,我该怎么办?”

想不到他会问我。我想了想,说:“一,你要出来,要参加活动,不能总是待在乡下。久居乡下,不参加活动,会渐渐失去你的影响力。二,你现在还是《延河》的主编,《延河》曾经是一份很有影响的杂志,你现在做不了其他的什么,但是对《延河》,你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三,你的问题,只能是上边解决。你曾说过,有一次你从北京回来,坐的是软卧,省上主要负责人知道你在软卧车厢,主动去看你。你有机会,也应该去看看省上主要负责人。”

我给陈忠实的三点建议,后面两点,似乎未见他后来有什么动静,但是第一点,他肯定是听进去了。第三天,也就是12月8日,陈忠实就参加了嘉汇汉唐书城的开业仪式。这个活动,是汉唐书城的总经理唐代伟让我请的陈忠实,以往此类活动,陈忠实都不参加,这次一说,他就愉快地答应了。下午,在东方大酒店休息时,西北大学的刘建军、陕西师范大学的畅广元、西安文理学院的王仲生等先生在座,我谈到可以把《白鹿原》中的白鹿书院搬到现实中来,谈到长安是中国书院的发源地,以及书院在中国当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几位先生都是我的老师,也都发表意见,表示赞同。陈忠实听了,也认为可行。白鹿书院也就是在这次偶然的闲聊中开始了筹建工作。几天后,12月16日,陈忠实一早就给我打电话,说他在灞桥参加一个研讨会,遇到区上领导,一位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说想搞一个白鹿书院,他说有作家也想搞,可以结合到一起;有一位企业家也在座,说要搞,他可以出力,盖一座楼。做事比说事难,2005年,我们与西安思源学院合作,白鹿书院终于成立起来了,陈忠实被推举为终身院长。白鹿书院在他的领导下,也逐渐成为当代中国有一定影响力的书院。

2003年春天,他由乡下的祖居老屋移住到了城里。回城后,他白天到西安石油大学的工作室写作(他被石油大学聘为教授),晚上回家住。2005年白鹿书院成立后,他喜欢在书院的小院里接待远道而来的客人,特别是文坛的朋友。很多的时日里,他都一个人待在工作室里。偶尔参加一个活动,一结束就匆匆回到工作室里,哪怕离回家只剩下一个小时,他也要回到工作室。他已经习惯并喜欢一个人待着,思考,或写作。2007年,他65岁生日刚过,陕西作协换届,他从主席的位子上退了下来。

晚年的陈忠实,人是寂寞的,内心也是寂寞的。但他的内心也翻滚着波澜。这种波澜,化成了他后来写成的近百万文字。晚年的文字,透着深重的寂寞,也翻腾着滚滚的波澜。(全文完)


(《文学自由谈》2017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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