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华:村上春树的《刺杀骑士团长》
2018-04-13



一鼓作气看完了村上春树的最新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上下两部,共1046页。第一部“显形理念篇”,第二部“流变隐喻篇”。第一部腰封的封面写道:“旋转的物语,以及乔装的话语:自《1Q84》以来期盼七年的最新严肃长篇”。封底照录第一章开头:“那年的五月至第二年的年初,我住在一条狭长山谷入口附近的山顶上。夏天,山谷深处雨一阵阵下个不停,而山谷外面大体是白云蓝天……那原本应是孤独而静谧的日日夜夜,在骑士团长出现之前。”第二部腰封的封面:“渴望的幻想,以及反转的眺望:物语将由此驶向何处”。封底:“1994—1995年《奇鸟行状录》、2002年《海边的卡夫卡》、2009—2010年《1Q84》,进一步旋转的村上春树小说世界”。

的确,假如没有骑士团长的出现,因妻子有外遇而离家出走的三十岁的“我”,很可能在山顶那座别墅继续着“孤独而静谧的日日夜夜”。然而骑士团长出现了——“我”在别墅阁楼里发现一幅题为《刺杀骑士团长》的日本画。画的是一个年轻男子将一把长剑深深刺入年老男子的胸口。旁边站着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子和一名侍者模样的男人。这幅画显然取材于莫扎特的歌剧《唐璜》:浪荡公子唐璜欲对美貌女子非礼,女子的父亲——骑士团长赶来相救而被唐璜当场刺杀。令主人公“我”费解的是,为何画家雨田具彦把这幅堪称杰作的画作藏在阁楼而不公诸于世?为何画中人物身穿一千五百年前日本飞鸟时期的服装?尤其是画家想通过这幅画诉求什么?于是,主人公“孤独而静谧”的生活至此终结,小说的情节由此变得更加波谲云诡扑朔迷离。但绘画《刺杀骑士团长》始终占据着核心位置:画家的身世,画作的创作起因,纳粹吞并奥地利以及南京大屠杀。甚至,骑士团长从画中走下来介入“我”的生活、“我”周围人的生活……

日本有若干评论认为,这部大长篇熔铸了村上文学迄今为止所有的要素。对此我也有同感。例如自《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以来屡见不鲜的虚实两界或“穿越”这一小说结构,大体一以贯之被妻子抛弃的孤独的主人公“我”,具有特异功能的十二岁美少女则令人想起《舞!舞!舞!》中的雪,走下画幅的骑士团长同《海边的卡夫卡》中的麦当劳山德士上校两相仿佛,“井”和井下穿行的情节设计在《奇鸟行状录》已然出现,即使书中的南京大屠杀也并非第一次提及……

如此看来,确有“旋转”之感——“旋转的物语”、“旋转村上春树”。至于为什么“旋转”,或者说村上为什么要如此全面动员似曾相识的所有村上文学要素创作这部长篇小说,日本评论家暂时语焉不详。这就给我留下思索的余地,也留下了难题。村上曾说写小说是用虚假的砖块砌就真实的墙壁,而我此刻的任务是看村上如何用旧的砖块砌就新的墙壁。在这努力思考的时间里,有三个想法倏然浮上脑海。在此姑且向大家粗线条报告如下。借用日语式说法,算是“中间发表”吧!

三个想法里边,最主要的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中这方面的表述出现在第二部第三十六、三十七章。核心部分已由媒体披露了,恕我重译一遍:“是的,就是所谓南京大屠杀事件。日军在激战后占据了南京市区,在那里进行了大量杀人。有同战斗相关的杀人,有战斗结束后的杀人。日军因为没有管理俘虏的余裕,所以把投降的士兵和市民的大部分杀害了。至于准确说来有多少人被杀害了,在细节上即使历史学家之间也有争论。但是,反正有无数市民受到战斗牵连而被杀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有人说中国死亡人数是四十万,有人说是十万。可是,四十万人与十万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画家雨田具彦的胞弟参加了进攻南京的战役,“弟弟的部队从上海到南京在各地历经激战,杀人行为、掠夺行为一路反复不止”,进入南京后被上级命令用军刀砍杀“俘虏”。“若是附近有机关枪部队,可以令其站成一排砰砰砰集体扫射。但普通步兵部队舍不得子弹(弹药补给往往不及时),所以一般使用刃器。尸体统统抛入扬子江。扬子江有很多鲇鱼,一个接一个把尸体吃掉。”类似描述接近三页,译为中文也应在一千五百字上下。

前面已经提及,南京大屠杀在村上作品中并非第一次出现。如1994—1995年出版的《奇鸟行状录》通过滨野军曹之口这样说道:“在南京一带干的坏事可不得了。我们部队也干了。把几十人扔下井去,再从上面扔几颗手榴弹。还有的勾当都说不出口。”不仅如此,早在1982年的《寻羊冒险记》中,村上的笔锋就开始从东亚与日本的关系这一切入口,触及由南京大屠杀集中表现的日本侵华的历史。不妨说,所谓“寻羊”,就是寻找明治以来始终伴随日本现代化进程的军国主义的源头。村上借《寻羊冒险记》出场人物之口断言:“构成日本现代的本质的愚劣性,就在于我们在同其他亚洲民族的交流中什么也没学到。”而村上之所以追索日本军国主义或国家性暴力的源头及其在二战中种种骇人听闻的表现,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防止这种“愚劣性”故伎重演。1995年在同后来出任日本文化厅长官的著名心理学家河合隼雄对谈时明确表达过这方面的担忧:“我渐渐明白,珍珠港也好,诺门罕也好,这类五花八门的东西都存在于自身内部。与此同时,我开始觉察,现在的日本社会,尽管战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重建,但本质上没有任何改变。这也是我想在《奇鸟行状录》中写诺门罕的一个缘由。”同时指出:“归根结底,日本最大的问题,就是战争结束后没有把那场战争的压倒性暴力相对化。人人都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现,明里暗里以非常暧昧的言词说‘再不重复这一错误了’,而没有哪个人对那个暴力装置负内在责任。……我所以花费如此漫长的岁月最后着眼于暴力性,也是因为觉得这大概是对于那种暧昧东西的决算。所以,说到底,往后我的课题就是把应该在历史中均衡的暴力性带往何处,这恐怕也是我们的世代性责任。”

毋庸置疑,村上这一责任感和战斗姿态促成了《刺杀骑士团长》的诞生。据日本《每日新闻》2017年4月2日报道,村上就此接受媒体采访,当记者问他对题为《刺杀骑士团长》这幅画的背景投有纳粹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阴影这点怀有怎样的想法时,村上回答:“历史乃是之于国家的集体记忆。所以,将其作为过去的东西忘记或偷梁换柱是非常错误的。必须(同历史修正主义动向)抗争下去。小说家所能做的固然有限,但以故事这一形式抗争下去是可能的。”另据《朝日新闻》同日报道,村上随后表示:“故事虽不具有即效力,但我相信故事将以时间为友,肯定给人以力量。如果可能,但愿给人以好的力量。”

那么,这部自2017年2月25日问世以来不到一个半月即已印行130万册的“故事”在这方面给人以怎样的力量——和以往作品中的同样历史要素相比有怎样的不同呢?我想首先是容量不同。就南京大屠杀而言,在《奇鸟行状录》中仅寥寥几句,而《刺杀骑士团长》——如前所述——日文原著中有近三页之多。其次,就村上相关发言来看,村上这次使用了“偷梁换柱”(替り替えたりする)和“历史修正主义动向”(歴史修正主義的な動き)这样的表达方式。在敏感的历史认识问题上明确使用这样的表达方式,在我的阅读范围内,当是第一次。其实,取材于《唐璜》的《刺杀骑士团长》的这幅画,本身即是一种置换或偷梁换柱——画中人物穿的不是欧洲中世纪骑士服装而是公元六七世纪之交的日本古代服装。服装被置换了的唐璜,为了满足自己对女子图谋不轨的私欲而刺杀作为女子父亲的骑士团长,到底意味着什么?画家(或作者)到底籍此诉求什么?况且,这幅画的创作手法也是一种置换或偷梁换柱——原本画油画的雨田具彦突然改用日本画手法。而这又是为什么?这两点始终是主人公“我”思索和追究的核心问题。但不管怎样,都不妨视之为对置换或偷梁换柱手法以至历史修正主义动向的艺术性诠释。

而这难免涉及日本与东亚的关系。关于村上视野中的日本与东亚的关系,据2015年4月17日《神户新闻》等报纸以《时代、历史和物语》为题刊发的共同社访谈稿,村上就此表示:“东亚文化圈有极大的可能性。即使作为市场也应会成为非常大非常好的市场。相互仇视没有任何好处。”当被问及历史认识问题时,村上回答:“现在,东亚正在发生巨大的地壳变动。日本是经济大国而中国和韩国是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各种问题在这种关系中被封闭住了。但在中国、韩国的国力上升后,这种结构就崩溃了,被封闭的问题开始喷发出来。力量相对下降的日本有一种类似‘自信丧失’的东西,很难直率接受这样的局面。”(相対的に力が低下してきた日本には自信喪失みたいなものがあって、なかなかそういう展開を率直に受け入れることができない)村上进而指出:“我认为历史认识问题非常重要,关键是要认真道歉。恐怕只能道歉到对象国说‘虽然还不释然,但道歉到这个程度,已经明白了,可以了’那个时候。道歉并不是可耻的事情。具体事实另当别论,毕竟侵略别国这条主线是事实。”(歴史認識の問題はすごく大事なことで、ちゃんと謝ることが大切だと僕は思う。相手国が「すっきりしたわけじゃないけれど、それだけ謝ってくれたから、わかりました、もういいでしょう」と言うまで謝るしか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謝ることは恥ずかしいことではありません。細かい事実はともかく、他国に侵略したという大筋は事実なんだから。)

我觉得,这里有两句话尤其值得注意。一句是“相互仇视没有任何好处”(いがみあっていても何もいいことはありません)。另一句概括起来,就是日本因为失去自信而不能接受中国、韩国的崛起。这句话恰恰点出了日本当下的“心病”。考虑到2015年是日本战败70周年,村上上面的发言明显带有牵制不无历史修正主义倾向的“安倍谈话”的用意。而时隔不到两年出版《刺杀骑士团长》,即是用故事的力量进行抗争的一次最新尝试。这也让我想起2008年10月29日第二次见村上时他当面对我说的话:“历史认识问题很重要。而日本的青年不学习历史,所以要在小说中提及历史,以便使大家懂得历史。并且只有这样,东亚文化圈才有共同基础,东亚国家才能形成伙伴关系。”

最后,我想以2009年在《外国文学评论》发表的论文《作为斗士的村上春树——村上文学中被东亚忽视的东亚视角》中的一段话结束这个话题:


村上文学中最具东亚性和启示性的东亚元素、东亚视角似乎没有得到充分关注和深入研究——那就是村上对近现代东亚充满暴力与邪恶的历史进程所投以的冷静、忧郁而犀利的目光。他对暴力之“故乡”的本源性回归和追索乃是其作品种种东亚元素中最具震撼性的主题,体现了村上不仅仅作为作家、而且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作为斗士的良知、勇气、担当意识和内省精神。特别是,由内省生发的对于那段黑暗历史的反省之心、对暴力和“恶”的反复拷问,可以说是村上文学的灵魂所在。它彰显了村上春树这位日本人、这位日本知识分子身上最令东亚人佩服的美好品质。


那么,此外这部长篇小说还有没有不同以往之处呢?这就要谈我所想到的另外两点。只是这两点都远远不够成熟。一点是关于理念。理念是整部小说的关键词,第一部的名称即是“显形理念篇”(顕れるイデア編),正文有时释之以“观念”。イデア是希腊语idea的音译。idea是柏拉图哲学的核心理念。柏拉图由此提出“三张床”命题。第一是idea即理念世界,乃一般情况下无法看见的世间万物的原型。第二是现实世界,各类工匠、手艺人制造的所有东西都是对万物原型的理念的模仿。第三是艺术世界。这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由此构成关于世界的虚幻镜像。在《刺杀骑士团长》里面,骑士团长是idea(理念、观念)的化身,以idea自称;“我”及所有出场人物及未出场人物制造的所有东西自是现实世界。其中免色涉的白色洋房和“我”发现《刺杀骑士团长》那幅画的别墅、尤其似井非井的方形地洞或可视之为对idea原型的模仿。而绘画《刺杀骑士团长》和“我”创作的所有肖像画又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或艺术再现抑或隐喻(metaphor,希腊语metaphora),小说第二部的名称即“流变隐喻篇”。由是观之,整部小说的构思未尝不可以说来自柏拉图的“三张床”命题,或者说是“三张床”的文学演绎。而这点,我以为应该是很大程度上有别于迄今村上作品的又一新意所在。

另一点或第三个新意,在于小说结尾的处理模式。如村上本人日前接受采访时所说:“我的小说几乎全是开放式结尾(Open-end),或者说故事是在开放当中结束的。而这回我觉得有必要来一个‘闭合感觉’。主人公最后同孩子一起生活,这向我提示了一个新的结论。”问题是,这个孩子有可能不是“我”的孩子——在时间上应该是妻子外遇的结果。自不待言,这对任何男人都是极其敏感而要命的一点,关乎男人尊严,关乎亲情,关乎坊间议论,绝非儿戏。然而“我”主动提议回到妻子身边(尽管妻子提出离婚并寄来离婚申请书)同尚未出生的孩子——“无论其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是谁”——共同生活。

不言而喻,这并不是作者随意为之的戏剧性结尾,更不是要搞哗众取宠的噱头。行文至此,不由得想起前不久看到的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佛学家兼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的对话:“池田:正如博士(指汤因比)所说,为了使生命成为真正事实上尊严的东西,还需要个人的努力。汤因比:那就要看在多大程度上把慈悲和爱作为基调。”众所周知,诉求个体尊严是村上文学一个极重要的主题。而小说这个结尾,明确显示他要“把慈悲和爱作为基调”来让个体生命具有真正的尊严。同时为日本与东亚关系的迷局指出了唯一出口:慈悲与爱!“相互仇视没有任何好处”!

不过,作为已经译了村上四十几本书的老译者——尽管我是不是这本书的译者尚有待确定——阅读中更吸引我的,是村上一如既往的独特文体或行文风格。那种富于音乐性的节奏感、那种韵味绵长的简约、那种不动声色的幽默以及别出心裁的比喻,无不让人倏然心喜,砰然心动,悠然心会。且容我就比喻句试举几例: 


她把它(便笺素描)拿在手里,眯细眼睛,像银行职员鉴定可疑支票笔迹时那样盯视良久。

他以平稳的语声说道,简直像在对一条脑袋好使的大狗教以不规则动词。

(他的双眼)如冬天忐忑不安的苍蝇急切切转动不已。

云隙间闪出几颗小星星。星星看上去宛如四溅的细碎冰块——几亿年从未溶化的坚硬的冰块。

(他)缓缓走到门口按下门铃,就好像诗人写下用于关键位置的特殊字眼,慎重地、慢慢地。

别说话语,就连声音本身都完全不再发出,简直就像舌头被谁偷走了似的。


怎么样,好玩吧?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史诗》前言:“关于想象性文学的伟大这一问题,我只认可三大标准:审美光芒、认知力量、智慧。”我当然也认可。审美光芒,关乎美,关乎艺术;认知力量,关于主题、内容和思想穿透力;智慧,关于聪明、好玩、创意与修辞。对于译者和大部分读者,后者可能更是使之忘倦的魅力。

(《文学自由谈》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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