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昌:自然来稿的命运
2018-04-13

一位在一家很有名气的刊物当编辑的老师在一篇文章中说:分到她手里的自然来稿,她没有一篇没看过。所以,当她听到有位作家说如今没有编辑看自然来稿时,就很震惊。她还提到,一位北京某大刊的编辑说:“编辑看自然来稿?别扯了。我就发成熟作家的稿子,最次也是学院派的,来了就能发。”

对此,我不禁愕然,半信半疑。她又说,前年她创作了十篇中短篇小说,投给多家文学刊物,可是无一回音。她的信心因此备受打击。去年,在她有意放弃文学创作的时候,一位朋友甚感可惜,就把她的一篇小说推荐给了《江南》,终得以发表,并被《长江文艺》转载。另外一位朋友拿走另一篇,发在了《滇池》,又被《小说选刊》转载。另外还有几篇小说,也获得通过。她这才明白,自己的小说并不是那么不堪,也相信编辑不看自然来稿是真的了。

读到此,我的心寒了。怪不得投出去的稿子都是石沉大海,那些编辑部的投稿邮箱大概也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到底有几个编辑从中找稿子?也许稿子太多编辑看不过来,也许编辑都有自己的作者群。但发现作者是每个编辑的责任,一个成熟的作家决不是天生就成熟,必然有一个从无名到有名的成长的过程。这使我想起老一辈编辑积极发现作者、扶持作者的感人故事。

我曾多次拜访过的诗人牛汉就是其中一位。牛汉是诗人,也是一位很负责任的编辑。在主持《中国》杂志时,他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了当时还籍籍无名的业余作者残雪的《黄泥街》,觉得很好,给发了;残雪的另一篇小说《苍老的浮云》,也是辗转到《中国》,他给发了,从而造就了一名有名气的作家。刘恒的成名作《狗日的粮食》也是他发现给发表的,并亲自改了篇名。

当年莫言在保定当兵时,便开始写小说,但屡遭退稿。后来,他终于收到《莲池》编辑部的来信,就找到编辑部,见到了编辑毛兆晃。毛先生告诉他,稿子有一定基础,希望他拿回去改改。莫言感觉稿子不好改,干脆另写了一篇给毛先生送去。毛先生看后说,还不如第一篇呢。这话对莫言打击很大,但他没有放弃,很快再改出一稿,送给毛先生。经毛先生修改后,小说作为头条发表在《莲池》上,这就是莫言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谈起小说刚发表时的感受,莫言说:“对于一个多年来热心文学的青年人来说,对于一个写了无数稿件全部被退稿的业余作者来说,终于有一篇小说变成了铅字,堂堂皇皇地上了文学刊物,这种欣喜是难以名状的。”

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编辑们的负责与鼓励,莫言这些作家也许就走不上文学之路。

在北京文坛,有一个“四大名编”的说法,指的是四位老编辑:龙世辉、章仲锷、崔道怡、张守仁。

上世纪50年代中期,龙世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时,在一大堆来稿中发现了曲波寄来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一眼就看出作品的先天不足,同时又敏锐地发现这个题材很棒,有改写的基础。他热情地邀请作者来北京,和他一道商量如何修改。《林海雪原》出版后,曲波一举成名。

后来,龙世辉在《当代》作编辑部副主任时,发现了王朔的《空中小姐》。他觉得作者很有才华,但小说写得太冗长,就约他到编辑部谈稿。提了一次修改意见后,龙世辉就调到作家出版社当副总编,临行前把这篇稿子交到章仲锷手里。章仲锷三次约王朔来编辑部谈稿,王朔则按照他的意见认认真真地修改了四遍,硬是把九万字的稿子精炼成四万字。《空中小姐》在《当代》杂志推出了,很快就改编成同名电视剧。紧接着,章仲锷又发表了王朔的另一个中篇《浮出海面》,后来这个中篇小说被改编成电影《轮回》。从此,读者认识了一个才华横溢的王朔。

章仲锷主张“稿子面前一律平等”。他有个宗旨:宁发三流作家的一流作品,不发一流作家的三流作品。1978年,他在自然来稿中发现了俞天白的《现代人》,感觉写得不错,不禁为又发现一个新作者而欣喜。《现代人》在《十月》发表后,反响很大。从此,俞天白佳作不断,多次获奖,成为新时期上海文坛一员骁将。

崔道怡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刚到《人民文学》杂志当小说编辑,就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了业余作者李国文寄来的六篇短篇小说。崔道怡觉得每篇小说写得很精彩,但《改选》写得最好。《改选》在1957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头条发表了。后来,崔道怡又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了汪曾祺的小说《羊舍一夕——四个孩子和一个晚上》,便及时上报给主编,很快,汪曾祺的这篇小说就刊登在《人民文学》杂志。

文学期刊的编辑在发现、扶植青年作家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处女作的发表,对作者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起着巨大的作用。编辑的成就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发表好作品,二是发现并推出新人。比较起来,推出新人更难得,也更为重要。

一个编辑不看自然来稿实在是渎职行为。看自然来稿自然要辛苦一些,没有发名家那么轻巧,但这也正是编辑的可贵之处,受人尊敬的也正是这一点。现在的编辑,在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方面,应该学一学老编辑们。

(《文学自由谈》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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