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文学可不可以自由谈?
2018-04-13

本文是陈先生为本刊2015年第6期“创刊30周年纪念专号”撰写的文章,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他与本刊的渊源,他由小说创作转向文学批评的过程,以及他文学批评思想的演进路径。


我是《文学自由谈》的作者之一,《文学自由谈》是我投稿的刊物之一,无论是从我看《文学自由谈》,还是从《文学自由谈》看我,肯定都会以偏概全。话说回来,偏着看也是一种看法。你正面看,也只能看到正面,看不到背面,还是看不全,所以无妨就偏着看一回,看都能看到些什么。

我第一次给《文学自由谈》投稿,并承蒙刊登在当年第4期上,是1986年,距今只差一年不到30年,应该算是刊物的忠诚老作者了。但它上次奖励作者时没有我,并不是它的错,实是因为我投稿很少:在它创刊以后的前14年里,我总共投过三次稿,基本上平均5年投稿一次,用“大数据”时代的眼光看,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有一个事实却不能忽略,就是这个刊物我每年都订,每期都看。那时候我按期收到的刊物不算少,有花钱订的,有赠阅的,并不是每个刊物期期都看,而《文学自由谈》虽然不是篇篇都看,但每期总会看几篇。为什么会看呢?很简单,因为好看。那又为什么不经常投稿呢?也很简单,因为我知道自己写的文章不好看。

按我当时的定位,《文学自由谈》是一本文学批评刊物,但又不是一本很“正经”的文学批评刊物。那时的我,算是个刚入行的作家。按我弟弟的说法,我之所以一生碌碌无为,皆因为从一开始就入错了行,如果去搞理论物理或数学,情况应该会好一些。然而即便将错就错,既然已经入了行,我还是想当一名正经的作家。一开始主要是写小说,写的是一种正经的小说,以至当时有位后来发了大财的著名作家说:陈冲根本就不会写小说。在我的一个中篇小说研讨会上,一位当时的新锐批评家说:这哪儿是小说?就是一篇报告文学嘛!这些话,我当时并不认同,但很受触动,认真地思考了与此有关的种种问题,也检讨了自己的创作。我这人自幼骄傲,从刚满14岁就交了第一份入团申请,到21岁当右派分子的前一年,总共交过4次申请,每次都因为骄傲未获批准。但我不自满。我的内省力还是不错的。检讨的结果是,即使写不成好小说,还是得写正经的小说。看来我弟弟说得对,我天生一颗正经的脑袋,比如搞数学,你是根本不可能靠不正经的运算成为数学家的。作为这种思维的正常延续,后来兼写一点理论评论文章时,写的也是正经的理论评论。我在《文学自由谈》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试谈文学的内部结构》。一点办法都没有,有这种思维,就有这种文字,这种题目。《论现代主义的摩登化》(发表在《文论报》),《关于现实主义的一些思考》(发表在《文学评论》),如此等等。最出格的,也就是写了一篇《钻一钻牛角尖》。今天回头看,这一篇确实是一个苗头,反映出我对文学批评现状的某种不满。为什么要钻牛角尖?就是觉得有些批评文字太信口开河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整个1990年代我总体上写得比较少。借用一位美女作家的说法,是因为1980年代提前一年结束了,弄得我有点发懵,有点找不着北。为了完成一个专业作家每年6万字的任务量,我就写一些不那么正经的文字,包括报纸副刊上的豆腐块之类,再就是侃球。您别说,还真侃出一点小名堂来。有回被电台请去做节目,主持人一上来就介绍说,下面请著名作家、著名体育评论家陈冲先生如何如何,弄得我更加找不着北了。

转折发端于1999年。那年的第6期《文学自由谈》上,发表了我写的《声援何满子先生》。所为何事?为何满子先生批评金庸呐喊助威。我把这种批评称之为对通俗小说的人文批评。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确实好看,拿他自己的话说,用来自娱,亦复娱人,蛮好的。但是那里面的历史观、价值观、文化观,有些是有问题的,所以就需要人文批评,让读者在娱乐之余,不要受这些东西的消极影响。以一般的正经理论看,这或多或少有点多余,只因当时有些大学教授正在努力把金庸捧为文学大师乃至文化大师,这种批评就有了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稍后,2001年第5期,发表了我写的《金庸神话随想录》。再稍后,2002年第4期,发表了我写的《答冷成金》。冷先生就是那些想把金庸捧为文化大师的教授之一,认为“其文化底蕴与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着深度的契合,甚至是暗合了我们重塑民族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这种只有教授会说的话,我根本看不懂,只能虚心请教:什么叫“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什么叫“民族文化本体”?“文化”怎么能够成为“本体”?不知道“本体”是一个有严格定义的哲学概念?“本体”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自足性,而一个自足的体系,怎么还会有毁坏的时候,以至于需要“重塑”,而且一百年都未能“重塑”出来?这一百年从何说起?也不必一百年,就说五四运动以来吧,那么多的仁人志士赴汤蹈火前仆后继,“祈盼”的就是金庸小说这样的东西?

今天回头看,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向学院派批评挑衅了。

真正的转折肇始于2004年。从这一年开始,我经常向《文学自由谈》投稿了。作为这个转折的标志性文字,是我发表在当年第3期上的《“卖野人头”一解》。这表明,我所使用的“学院派批评”这一概念,指的是一种文体,与批评家是否供职于大学院校无关。这篇文章的批评对象是李敬泽。李先生现在是我们大家的领导了,领导同志写文章,自然会有另一种模样,但他当时是一位编辑家,写的是编辑家批评。酝酿写这篇文章时,我是犹豫过的。李先生的文章通常都写得极富编辑相,体现着一种敏锐而独到的识文的眼光,唯独这一段,不知为什么会写得如此学院派。我以此来写一篇文章,对李先生确实不太公平,但终于还是把它写了,完全是因为实在舍不得这个样本。它把学院派批评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当时那些供职于院校的教授们,还没人能把这种特点写到具有如此之高的辨识度——后来有人达到了,超过了,但那是后来。

这个学院派批评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卖野人头”。

“卖野人头”是一句上海方言,属于那种很精妙的方言,有一种不可译性,在书面语、普通话和其他方言里,都找不到能完全替代它的词,甚至用若干句话都无法把它的意思完全说清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此之谓也。上海方言不是当地土话,要听当地土话,得到上海周边县的乡下去听。据说上海话是在夜总会里诞生的,有一定的精英性。至于据说现在在浦东说上海话会被人看不起,那是现在。上海话再好,终有地方局限性,其他地方的人,就很难意会它的精妙之处,还是得找个普遍都懂的词来代替它。想来想去,也只有一个词差强人意——唬人。大概其就是这个意思吧,但肯定折损了不少精准和传神。

也正是在这个时间段里,《文学自由谈》显示出了它与众不同的特点,获得了一种卓然而立超群脱俗的气概。这种差别,即使对文学完全外行,也能直接从它的版面上辨认出来。如此之高的辨识度,仅仅来源于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它刊登的每一篇文章,完了就完了,不像有些别的文学批评刊物,文章完了,还要注上一个作者的工作单位,然后跟着一大串注1注2注3直至注N,来阐明诸多引文的出处。

我对教育、科研、学术的体制问题没有研究,研究了也整不明白。我只关心它给文学批评造成的后果。全国每年都有无数的中青年教师等着晋升职称,更有无数的N次方的研究生等着毕业。这个“无数”,并不是真的没有数儿,而是没见到官方逐年公布的权威数据,若瞎猜乱估计,有被视为谣言的危险,姑且称之为“无数”,以犹言其多也。其实不仅这个具体的数值不重要,就连这个多究竟是“很多”还是“相当多”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年得发表那么多篇的论文,才能使那么多的老师晋升职称,才能使更加多的研究生得以毕业,那么这些如此之多的论文都“论”什么呢?别的专业就不说了,单说与文学有关的,亦即被称为中文系、汉语言文学系那些。它们的研究对象,是作家、作品、文学理论、文学现象、文学流派等等。一开始,当这些研究还处在不那么野蛮的阶段时,研究对象只限于古代和现代,当代文学是被除外的,老教授们认为“搞”当代文学不属于做学问,时文当不得学术。所以那时候对当代的伤害还比较轻。后来就不行了。其实现在已经很容易看出来,即使把当代也算上,每年得生产出那么多篇论文,原材料不够啊,没有那么多可“论”的东西啊。原材料是个恒定值;要用有限的原材料,生产出“无数”的论文,只能在加工方法上动脑筋。而实际上办法也只有两个,一个是东拉西扯,这就势必造成逻辑错乱;一个是空话连篇,这就势必造成话语空转。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们必须写这样的论文,导师们当然就要教他们写这样的论文,教得多了,自己也写开了这样的论文。如果老师比学生写得更好,更“学院”,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2010年,《文学自由谈》第2期发表了我写的《现象学发凡》。一位北大教授,为我们提供了辨识度更高的“学院”标本,而且更清晰地刻画出如何由“逻辑错乱”、“话语空转”来实现“卖野人头”的轨迹。这位教授论证了我国文学创作的形势一派大好,空前大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表现为“汉语小说有能力”达到四种境界。哪四种?首先,“汉语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这是典型的逻辑错乱。这种能力不仅汉语小说有,英语小说、俄语小说、法语小说、西班牙语小说……也都有。但这不等于每一位用汉语写作的作家都具备了这个能力,更不等于每一部用汉语写成的小说都达到了这个境界。其次,汉语小说“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您别笑!这个幽默确实太黑色了,但如其不然,又怎么叫“话语空转”呢?然后,第三,汉语小说有能力“穿透现实、穿透文化、穿透坚硬的现代美学”。这就开始卖野人头了。您在菜市场遇见过卖野人头的小贩吗?如果有个小贩过来兜揽生意,劝您买下他手里那颗野人头,您怎么判断那个圆乎乎的东西真是一颗野人头?对了,您先得见过野人头,起码得知道野人头啥模样。那么您知不知道“现实”“文化”“坚硬的(柔软的不算)现代(古典的不算)美学”这三种东西,被穿透之前是什么样子的?干干净净的?被穿透之后又是什么样子的?血淋淋的?如果不知道,您又怎样判断它们是不是真的被穿透了?就因为只要是汉语小说,就必定能把它们穿透?现在好小说不多,胡编乱造粗制滥造的小说可不缺。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贾平凹的《老生》吧,它以大量的篇幅,写了一支共产党建立的、专门在抗日战争时期用来打国民党的游击队——这就把“坚硬的现代美学”穿透了?恐怕不对吧。被它穿透的,恰恰是普通人的常识性的历史良知!对了,这就叫卖野人头。卖完了野人头,这位北大教授兜了一圈回到原处。您猜他又说了什么?他说,汉语小说有能力“进入汉语自身的写作,按汉语来写作”。您明白了吧?汉语小说就是用汉语写的小说,发展到今天,它终于有能力用汉语来写小说了。

有趣的是,这种学院派批评,还有个小跟班的。这种角色,很像旧戏班里那种跟包的,手里拎着个包儿,里面放着行头道具,但并不是他们自己要登台,包里那些东西是替“角儿”拎着的。跟班们的动机不在于评职称或毕业,他们孜孜以求的,是重建那些已经倒塌了的殿堂,比如为“样板戏”恢复名誉。这本来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手里又没有称手的瓦刀灰铲,情急之下,就从拎着的那个包里把别人的家伙什亮出来了。为了证明“样板戏”横看成岭侧成峰,怎么看怎么好,就发明了一个词儿叫“艺术本体”。不错,几个“样板戏”的舞台呈现都相当讲究,尤其是唱腔,既好听又有新意,这些本是有目共睹。若要客观,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也很应该,可是光凭这两样好,最多也就是把那已经倒塌了的殿堂,作为遗址来展览,让后人看看那废墟里也还有点好东西,原是艺术家们的心血结晶,却被政治阴谋家们糟踏了。但是这远不能为整个“样板戏”翻案呀。所以就弄出个“艺术本体”来了。舞台呈现和唱腔都是艺术,艺术才是“样板戏”的“本体”,这样一来,“样板戏”就不再是那些阴谋家篡党夺权活动的一部分了,那些“阶级斗争”和“三突出”也可以忽略不计了,至少是成了附着在这个艺术本体上的零碎装饰了。您瞧见没有?冷教授要捧金庸,就弄出一个“文化本体”来;这位要给“样板戏”翻案,就弄出一个“艺术本体”来。如果您想把小孩儿尿尿和泥捧为经典,弄一个“泥本体”就行了,别管是用尿还是用水和的,和成泥了就是好泥!可是您圣明,自然界存在的唯一一个能称为本体的自足体系,就是宇宙本身,即“宇宙本体论”,而且直到今天,这个自足体系是不是完全封闭的,仍在讨论中。

在一个随便什么都能成为“本体”的世界里,“正经”还能找到立锥之地吗?

在人们纷纷宣布用一些不正经的运算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时,数学还是数学吗?

在汉语小说已经有能力把坚硬的现代美学“穿透”之后,美学还是美学吗?小说还是小说吗?文学还是文学吗?

同理,陈冲也写不成正经的理论评论了

相比于《试谈文学的内部结构》,这些文字显然早已不是正经的理论批评了。诸如《现象学发凡》这样的标题,其实也带上了一点卖野人头的味道。我究竟是怎样从立志、坚守要写正经的小说和正经的理论批评,一步步“沦落”到专写这种不正经的文字,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了。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写出了这种文字之后,最有希望得到发表的刊物就是《文学自由谈》。这个刊物好像很喜欢这样的文字,所以它的编辑后来竟直接要求我必须每期写一篇。这些年里,除了2010年,因为我太太患病、去世,经特别恩准空缺了两期,基本每期都有。2013年末,因为一个技术上的差错,又空了一期,编者佯怒,严责我立即补上,结果2014年第1期上就有了两篇。——这样的默契,让我感动,让我感激,更是对我的激励。我保证今后好好干活儿,并加倍保证努力把活儿干好。现在确实有一种普遍现象,就是大家都再三保证好好干活儿,只是那活儿总是干得不怎么好。我保证不做这种光说不练的天桥把式。

你看学院派批评又有了新发展。靠逻辑错乱、话语空转再加上卖野人头,仍然生产不出来那么多的无数篇论文,现在又有了新招数,就是提出一些伪问题。您还别说,这一招挺管用,好不容易有一个问题提出来了,别管是真问题还是伪问题,立刻就有一帮人一拥而上“论”将起来,接着便有很多篇论文生产出来,煞是闹猛得紧——“闹猛”也是上海方言,一看字面,就能感觉出它比“热闹”更有气势,更有动感。

不过,一切都是有代价的。当学院派批评占据了理论高地之后,其他批评自然就被挤到边缘去了。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官网上,有一个“精彩评论”栏目,有人称之为“评论选刊”。虽然它选的文章很难说篇篇精彩,但确实篇篇正经。而这样一来,我发表在《文学自由谈》上的文章就没有机会入选了。您圣明,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而且是个真问题,不是伪问题:文学只可以一本正经地去论,就不可以“自由”地去谈吗?即使它不能作为合乎“学术规范”的论文用来评职称,它对文学也是毫无意义的吗?

是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文学可不可以自由谈?

我绕了这么大一圈,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一提出来,答案就已经摆在那儿了,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也已经明白了。



(《文学自由谈》2015年第6期)


附:《文学自由谈》创刊三十年作者奖给陈冲先生的授奖词

2015年10月25日,陈冲先生在《文学自由谈》创刊30周年纪念活动上

陈  冲先生曾以小说家身份驰骋文坛,近些年笔墨“变脸”,以大量有胆有识、论述精妙的批评随笔为人瞩目。他的写作别具只眼,思维发散,入境深微,曲径通幽,擅长用机警、逶迤的行文将难缠的话题置于股掌之间,随机生发,收放自如,丝丝入扣,层层剥茧,行文看似自说自话,流水无形,却言近旨远,涉笔成趣,在文坛批评界堪称一景。

著名作家、《文学自由谈》的重要作者陈冲先生,因病于2017年6月4日去世,享年81岁。

陈冲先生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粉红色的车间》《腥风血雨》《送你下地狱》,中短篇小说集《无反馈快速跟踪》《会计今年四十七》《陈冲短篇小说集》《克拉玛依之梦》,电视连续剧剧本《皇亲国戚》(20集),以及众多文学评论等,作品曾获全国短篇小说奖、《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奖、《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等众多奖项。

1986年,《文学自由谈》创刊的第二年,陈冲先生为本刊撰写了第一篇评论文章《试谈文学的内部结构》,并自2004年起,持续为本刊撰稿;他因此自称为本刊的“忠诚老作者”。2015年10月,陈冲先生获《文学自由谈》创刊30周年优秀作者奖。他为《文学自由谈》风格的形成、品牌的奠定,做出了重大贡献。

陈冲先生始终把为本刊撰稿视为自己的使命。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时间,他还在为本刊撰稿,并为理顺文稿中两个逻辑问题而殚精竭虑。5月25日,他误记本刊截稿日期,以为会赶不上下一期刊物发稿,而感到歉意;听说离截稿还有一段时间,他表示要“争取把它写成”。不料,仅仅是十天之后,先生竟留下没写完的文章,突然仙逝!惊闻噩耗,本刊同仁不胜唏嘘,倍感沉痛,也为本刊失去了一位忠诚的老作者而惆怅不已!

陈冲先生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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