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青:作家的保质期
2018-04-13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十六七岁,相比于那时如过江之鲫的文学青年而言,大约算正处于从文学少年向文学青年堆儿里过渡的阶段。当时最喜欢做的事情有两样:一样是买书,尤其是听说哪里卖打折的书,即便赶上刮风下雨也一定会早早到场,好淘到几本既实惠又有质量的好书;再一样便是喜欢背诵欧美作家的人名以及他们各自的代表作品,倘若有可能的话还会捎带脚儿将这些作家的身世轶闻、隐私怪癖之类的背景一并打探清楚,当然是为了以壮谈资。这样一来,仿佛读没读过抑或读过多少人家的文字,反倒在其次了。

那时候文学圈儿里的人也多半比较“吃”这一套。比如当你坐下来和人谈起尼采、萨特、叔本华、海德格尔,聊福楼拜、福克纳、诺曼·梅勒等等一干人,对方即使不会将你视为他的知己,也往往会情不自禁地高看你两眼。记得曾经参加过一次上海《萌芽》杂志的笔会,当时的主编曹阳先生是位温文尔雅的长者,笔会期间我不止一次地和他说起对魔幻现实主义的理解,说起《百年孤独》和《喧哗与骚动》,多少带着点儿显摆的心理,至于说的内容细节,则早已忘光了。曹先生微笑着倾听,偶尔纠正我的某一些观点,结语都是鼓励我要一直这样勤于思考下去。如今想来,那个年代之所以令人难忘,原因很多,其中自然也包含了彼时文学圈内还有相当多的人并不会因为你年龄小、资历浅,既没有背景也没有名气而无视你、敷衍你、看轻你。如今呢?

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书市上买到了一本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封底标着“内部发行”的字样,里面有《在路上》、《天文馆》以及《麦田里的守望者》等作品的节译,于是便知道了凯鲁阿克、萨罗特、塞林格、冉奈以及阿达莫夫等等西方“另类”作家的名字。在随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将这些人的名字挂在嘴边。“炫耀”的心理是有的,但更多的原因还是,在我看来那些影响并部分改变了文学走向的作家和作品,那些给我触动、让我大开眼界的作家和作品,他们的价值是会超越历史的,甚至是不与社会生活的发展及其变更共命运的。我说这些并不是简单的忆旧,而是要讲,我根本没有想到,某一些文学作品(哪怕它们是曾经被公认的经典作品),某一些作家(哪怕他们曾经是被公认的大作家),也会像衣服那样过季,也会像歌星那样过气,也会像食品那样有保质期。

前不久与一位高校的文学博士谈起我年少时读过的高尔斯华绥。他想了半天恍然大悟道:“是不是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我说没错,就是1932年得奖的那位。他说,是他呀?早就过气儿了吧?好像现在连伦敦的书店里都不好买到他的小说了。没错,不要说足够“冷”的高尔斯华绥,在伦敦的书店里,司各特、萨克雷的书似乎都不好找。但这是否代表这些作家已经“过气”、早就过了属于他们的保质期了呢?恐怕没有那么简单。我想说的还有,是否因为在伦敦的书店里摆放着麦克尤恩与维多利亚·希斯洛普的书,就证明他们已经成功接续了文学经典作家的地位?就像不能以我们的图书订货会上卖的最火的书来评判文学与作家的高低一样——这些所谓当红的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完全没有经过时间的淘洗,唯一的优势仅仅在于他们(它们)是刚刚出炉的,看上去仿佛还冒着热气的货色。但所有这些,与其自身好不好吃、有没有营养都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在当下,倘若你试图再去与某个“同道”谈论萨特、叔本华的哲学,聊聊萨罗特或者克罗德·西蒙的“新小说”,恐怕是会让对方一再皱眉头的。种种迹象表明,如今是需要学习创意写作的时代,那些动不动就扯到形而上去的东西,还有那些宏阔的构架与宏大的叙事,都不适合当下文学的应有样式了。如今的文学,或者说,如今的小说操作,更多的是在回归所谓技术层面、所谓叙事技巧,故事生成的方式更多地来源并依赖于对创意写作课教程的学习和领悟,作家看起来更接近于一名某种技术手段的熟练操控者。而对于一名技术人员而言,精神世界的建构与其说是次要的,有时候甚至可能是多余的。

还是再说几句高尔斯华绥吧,一个在我年少时曾还算“著名”的英国作家。刚才已经说了,我并不觉得伦敦与爱丁堡的书店里没有他的书就代表他的文学价值已经过了保质期,因而就烂掉了,看了会败坏人的胃口,更不觉得因为弗吉尼亚·伍尔夫说过高尔斯华绥“双手抓满艺术工具,就是无法穿越艺术的独木桥”,因此像他这一类的作家给人的感觉“只能是不完整不满意的”,就可以否定高尔斯华绥的文学成就。这与他拿没拿过诺贝尔文学奖没有关系。他的《友爱》与《过河》都是我很多年前读过的作品,对他那些风格细腻、结构精巧、文笔流畅的作品,我至今还很欣赏。事实上,我认为这类作品恰恰是承袭了英国文学伟大的现实主义传统。高尔斯华绥的作品风格,实际上深受另一位似乎也不在“保质期”内的大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的影响,许多地方看上去还有萨克雷与狄更斯的影子。

不能说因为麦克尤恩拿了布克文学奖、耶路撒冷文学奖,因为维多利亚·希思洛普的《岛》还在无节制地畅销,英国文学就成了麦克尤恩与维多利亚·希思洛普这些人的了,就像不能说因为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给他女儿买了一本阿富汗裔的美国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所以卡勒德·胡塞尼就是美国文学的新代言人。在我看来,至少到目前为止,卡勒德·胡塞尼这类作家与威廉·福克纳、索尔·贝娄等人尚没有任何可比性。还有青山七惠,这个1983年出生的日本姑娘,据说是在去旅游公司上班的电车途中,突发奇想要写小说,回家后就开始动笔。于是乎,她获得了以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等命名的众多日本文学奖。如今她在我们中国所拥有的读者,虽然不及村上春树,却远远超过了大江健三郎、三岛由纪夫等人。那是不是可以认为她成了当下日本文学的领军人物了呢?我们的媒体甚至某些文学中人便常下类似结论,我觉得如此简单地推理着实可笑。我年少时曾是个喜欢在文学上逐新求异的人,但步入中年的我终于明白,新鲜的面孔与文字经常会迷惑我们的眼睛,即使是那些被文学圈内外一致叫好的作品,也可能就如同内容没变却改了豪华包装的商品,除了唬人之外,还在不经意间卖出了高价。

再来说说海因里希·伯尔。他同样是一位曾经火爆如今渐被淡忘的够分量的作家。当年我看他的长篇小说《一声不吭》的时候还很小,觉得德国文学除了歌德、海涅可能也就是他了。伯尔在很多年里也的确被我们的文学媒体称为“20世纪后半叶德国文学最重要的代表”,甚至都没有“之一”做后缀。在联邦德国时期,他是联邦德国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他也是描写小人物的大师,人们可以从他的小说里不断看到自己的影子。他1985年去世的时候,他的家乡科隆市降了半旗,国家广播电台制作了特别节目,德国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科佩莱夫、马尔卡德与伯尔的儿子共同将他的灵柩抬向墓地。但这样一位作家的名字和作品,在近年来论及欧洲文学甚至德语文学的文章中极少提到,除了君特·格拉斯、马丁·瓦尔泽,还有就是据说余华借了舍不得还的那本《德语课》的作者西戈佛里德·伦茨;要不是伯尔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恐怕他更不会被我们越来越时尚的文学圈所提及。

还有斯特林堡。这位瑞典作家在上世纪80年代曾红极一时。这位狂人作家的影响力在当年不亚于他的同胞易卜生,而在当下,还有谁会记得这样一位在上世纪80年代曾影响了许多中国作家的瑞典人呢?我觉得仅仅是一部长篇小说《狂人辩词》,他的文学价值就远大于我们如今所知道并推崇的那些北欧所谓的“新锐”作家们。

还有英国的作家赖德·哈格德。在晚清中国的四大小说杂志中,有三本在创刊号上刊登了西方文豪的肖像。其中《新小说》选的是托尔斯泰,《小说林》选的是雨果,《月月小说》选的就是哈格德。作为在当时与托尔斯泰等人齐名的作家,而且也是晚清时期中国文学的启蒙者、清末民初中国作家学习“新小说”的效法对象和文学阅读的“热门”作家,如今已经差不多无人知晓了。这里面固然有哈格德的小说偏“通俗”的因素,但更多的还是与我们对文学的实用性理解分不开。新的永远是最好的,过时的总是有问题的。

我相信好的作家与经典的文学作品是没有保质期的。就我而言,以前读过的很多名著感觉都是一道道盛宴,字里行间都蕴藏着无限的张力,慢读细品令人回味无穷。当下的一些书更多的是像一份份的快餐。区别也不仅仅是文字的好坏高低,也有外部因素在作祟。从前嘛,那毕竟是一个全民阅读的时代啊!而现在呢,写作的门槛变得可有可无,打开一个文学网站,注册一个作者账号,你就可以写作了。金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文学写作联系得如此亲密无间。虽然说决定一个作家在文学这条路上最终能走多远的是他的思想和精神,而绝非技术层面上的问题,但在一个思出多门、价值取向混乱的文学环境里,这种传统观念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可疑。其所带来并造成的问题是:当下的中国作家普遍都太现实、太关注于现实层面上的事物和意义,对精神世界的挖掘缺乏深度,也渐渐缺少能力,缺少耐心。

在蒲松龄的笔下,古代狐仙和貌美的女鬼,都喜欢光顾落魄的书生,我以为这在上世纪80年代,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批年轻人投身于文学创作,也算是“书中自有颜如玉”了吧!但看了新版的电影《画皮》以及网上诸种改编于“聊斋”的视频,发现原本清贫却发奋读书的书生早已组团变成了“高富帅”“富二代”,想来在当下,倘使做个落魄的书生抑或过气儿的作家,怕是连女鬼都不会再来找你。但《聊斋志异》还是《聊斋志异》,有人会去恶搞,却无人能去否定,这就像上海外滩与天津五大道的那些老房子老建筑,虽然貌似没有日新月异的高楼大厦那样的现代气派,但是品质和资历都摆在了那里。除了其内在结实的肌理,它带给我们的还有替代不了的艺术质感与人们对它的浓浓敬意。

(《文学自由谈》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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